韩子勇，1962年出生，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每一处国家文化公园都是一部皇皇巨著。”韩子勇说。他是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他介绍说国家文化公园是基于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实践以及新时期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而提出的新概念、新理念，具有全新的内涵与功能。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国家级IP、文化表征，又是国家级文化载体，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遗产空间，承载着中华文化独特的内涵与精髓；既是国家级文化空间，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展示窗口、中国人进行重大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最具中国范的文化休憩空间，又是促进文化资源整合转化的枢纽平台、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器。
目前有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也给参与者提出了一道空前的难题。几大国家文化公园均是呈线性分布，动辄有万里之遥，涉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沿线的资源禀赋和建设基础差异很大。
韩子勇说，要认识到国家文化公园的性质：其层面为“国家级”，一些大的文化现象超越了一省一地，它要按照我国整体历史文脉来确定范围；其主题为“文化”，是显示中华文化的大尺度大结构的精神文化场域；同时，其形式为“公园”，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公园的主人也应是人民。他说，每一处国家文化公园都是一部系统性“大书”。
而要建设好国家文化公园，就要分析其中所含文化的性状与特点，由此找到好的形式载体和平台。他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例，提及要打造连接人民与文物和文化遗产本体的通道：通过步道建设，构建“慢游”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交通系统，使更多区域的长城遗址得以展示，同时分流长城重点区段的游览压力，改变长城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状，解决文化旅游资源分配不均问题。
要参考借鉴相关经验，制定统一建设标准，并且坚守自然美学原则，同时坚持最小干预和因地制宜原则，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长城文物本体、长城文化景观构成要素以及其他与长城直接关联的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充分结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城乡建设发展、土地利用和人口密度等客观实际情况，兼顾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进行统筹考虑。重点思考选线、修建、文物维护、配套服务等环节，在确保步道建设的合法性、安全性、可行性、环保性的基础上，保证步道长度，以科学的理念最小化改造和建设，最大化突出长城本体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在推动长城文化遗产为人民所享方面，他建议，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步道系统。区别于城市健身步道或景区旅游步道，长城步道应以“自然美学”为原则，避免逼近长城本体，避免用水泥、砂石、塑胶等人工材料，而是就地取材，满足徒步、骑行、露营的条件即可，打造静观、慢游的氛围。
他说道：“在规划建设的五个国家文化公园中，长征包括中国工农红军从东南到西北的艰难行进线路；黄河和长江都是自然河流，自古就有沿河而行之路；长城和大运河都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是人工河道，亦可沿河而行，唯有长城，虽然是最为典型的巨型线性文化遗产，但尚缺一条可以沿之行进的路线。在已经公布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和以文化与旅游融合为代表的各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复合廊道体系，以‘主体化、网络状、快旅与慢游结合’为原则，从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打造融交通、文化、体验、旅游于一体的复合廊道。从现实来看，结合长城遗存实际情况，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宗旨，优先推进修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步道系统，更为迫切，意义重大。”
韩子勇一再强调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一种文化标识。有了文化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以及文化标识，民族的这种重大的文化符号、最重要的文化形象就会油然而生，而这些遗产都是跨地域、跨东西、跨南北的。
韩子勇谈及中华文明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关联：“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黄河、长江全须全尾就在我们这个国家，它没有哪一部分是在外面的，像是印度河、恒河，上游在中国境内，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也串联起来很多地域。所以黄河、长江全须全尾就在中国的文化空间、历史空间，就在我们中华民族现实的空间当中。长城也是如此，从虎山、山海关到帕米尔高原的葱岭守捉，整个是贯通的。大运河也是如此，串起了长江和黄河，长征更是从江西、福建等形成了一个‘L’型一直到陕北。因此，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五个国家文化公园，纵横交错，横平竖直弯折钩，写出的是一个‘国’字，中国的‘国’字，本身就是一种大架构。”
深圳报业集团记者 徐黛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