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2期，武雪彬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78—P79

清朝是历代中对疆域治理最为成功的王朝，特别是对中国疆域版图的最终确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中，不能不提“大一统”观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中国传统王朝往往把作为观念的“大一统”落实在疆域统一上。清以前，疆域“大一统”观始终未曾摆脱“华夷之辨”思维的影响，成为九州统一的代名词。历代统治者虚设的天下观从骨子里就不把“夷狄”、边疆考虑在内。

与“大一统”观密不可分的另一个观念是“正统”。“正统”事关政权合法性统治的根基，因此，何以立国？王朝统治者及其精英群体始终念兹在兹。新王朝建立后，首先会考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政权的“正统”资格立论。清以前，强调空间的疆域“大一统”成为评价王朝“正统”的一个重要体系。

清朝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使其在文化上并不具备天然优势，无法凭借文化立国。清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把努力方向定位在疆域上，在与往代的疆域“赛跑”中大做文章，以此来弥补先天文化的不足。清朝立国的另一个劣势是其自身携带的“夷狄”血缘，如何清除这一被汉族士大夫打上“腥味”的身份，是清朝统治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政治需求之下，清朝的疆域“大一统”观又肩负起淡化边疆“夷狄”观，实现与传统“华夷之辨”决裂的历史使命。

然而，仅完成解构“华夷之辨”的思维，尚不足以完全发挥出疆域“大一统”观的用武之地。为此，清朝统治者确立了凭疆域即可为“正统”的唯一评价体系，从而掌握了“正统”话语权，在根本上解决了立国合法性的问题，把疆域“大一统”观发挥到极致。清朝的“大一统”观较以往历代来看确实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清朝清楚地意识到，如若仅是承袭明朝疆域，根本无法实现立国，特别是其文化上的先天“短板”，导致立国话语权的缺失，只有构建起超越以往历代的疆域，才能稳固立国根基。因此，自入关初，清朝统治者就把突破以往的九州疆域“大一统”作为预设目标。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并非只是以最终实现广阔的地域统一作结，在反复重申疆域规模之大的同时，又在疆域来源的合法性上“泼墨着笔”，将其与取得方式的“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此，清朝统治者刻意把以往历朝的疆域统一打上具有野蛮性的“武取”烙印，以这种迥然不同的强烈反差来彰显清朝取得的“独家”胜利。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决定不再修长城，其深层思考在于把长城以外的漠北蒙古纳入国家有效统辖疆域之内，在观念世界中突破长城以外非“中国”的狭隘地域概念。清朝反复宣扬疆域“大一统”观之“德”和“广”的特点。诸多文本的建构与历史书写也把昭示疆域“大一统”之盛作为共同宗旨，把疆域之德与广宣扬得淋漓尽致。这种“天命”所赐下的辽阔疆域已然被塑造成清朝独有的优势。

在乾隆朝重新实现西域新疆统一后，疆域“大一统”观被乾隆帝发挥到极致，他甚至以一种“膨胀”的心态把清朝置于历代王朝之上。为突显统一新疆的丰功伟业，清朝统治者极为迫切地专门进行文本重构，继续在观念世界中书写新的疆域“大一统”版图。

事实上，盛清时期，清朝已不再满足于一味渲染辽阔的疆域，特别是以往“天下观”展现出的模糊性，让清朝开始对其进行重塑，力求在观念世界中呈现一幅清晰的国家疆域实体版图，这也促使传统疆域书写方式“分野”的变革。

中国传统王朝为宣示疆域主权的合法性，往往把所辖疆域归为上天所赐。清以前的王朝疆域基本限于长城以内，由此也就形成了“九州分野”的书写方式，清朝疆域之广与“分野”之间的突出矛盾，在统一西域新疆后变得不可调和，九州之外，“分野”书写鞭长莫及。乾隆帝甚至直言，“分野”之说，本不足信。为塑造清晰的疆域“大一统”观，清朝专门发明“晷度”来代替“分野”作为新的疆域书写方式。盛清时期，清朝借纂修“皇朝三通”之机，甚至用晷度来书写全国的疆域，在观念世界中完整清楚地呈现王朝疆域实体版图。

清朝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汉族士大夫认定在“夷狄”范围之内，并不具备统治资格。如何淡化甚至消除“夷狄”色彩，这是清朝无法避开且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难题。而清朝疆域“大一统”观的构建，极力淡化边疆“四夷”观，塑造出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这在客观上展现出促进族群融合、解构“华夷之辨”的价值功能。

清帝认为，在疆域“大一统”观的统筹下，“华夷”之间已经成为一体，不再分彼此。在清朝疆域“大一统”格局下，“华夷之辨”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伪命题。在清朝疆域“大一统”观念的时代条件下，“华夷一家”俨然是一种“天然”存在，再唱“华夷之辨”的论调，不合时宜也实无必要。

实际上，为淡化边疆“四夷”观，在入关后的很长时期内，清朝对“夷”的使用极为小心。在清朝的观念世界中，坚决反对称统一后的边疆少数民族为“夷狄”。在疆域“大一统”观下，传统王朝的边疆地区早已成为清王朝疆域的内地，再以“四夷”称之，实为不当。“四夷”不再是边疆附属者，已然与内地各民族混杂在一起，不分彼此，边疆、内地一体化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现象。

在淡化边疆“四夷”的同时，如何构建起新的“四夷”世界，完成其内涵转变，是清朝统治者思考的另一件事。随着疆域“大一统”观的逐步构建，至乾隆朝才直接探讨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四夷”问题。

在纂修“皇朝三通”时，清朝不惜重新确立“四夷”评判标准，以适应构建新“四夷”观的需要，在这一新标准下，“四夷”范围可以随王朝疆域的伸缩产生变化。在传统边疆“四夷”逐渐消失的形势下，新的“四夷”世界具体所指成为“海外诸国”。这完全不同于历代王朝的“四夷”观，也是对“中国”与“外国”两个概念的重新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无论如何淡化边疆“四夷”、重塑新“四夷”，都始终未曾脱离清帝作为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清帝极力强调成为天下共主的理念也是对《春秋》“大一统”内涵的回归。

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大夫以“夷狄”不得入“正统”为由，否定清朝的统治资格。直到构建起疆域“大一统”观后，乾隆帝才把“正统”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特别是在实现对“华夷之辨”理念的批判后，用疆域“大一统”来确立清王朝的“正统”。

在构建起疆域“大一统”观念后，清朝统治者也开始重新审视南明政权的地位。根据乾隆帝的解释，福王、唐王、桂王三王不再是“伪”政权，其存在的合法性也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这无疑给始终持有故国情怀的汉族士大夫以莫大的心理抚慰。

然而，乾隆帝并不仅仅止于承认三王的合法地位，他做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那就是把弘光政权冠以“正统”，承认它是崇祯王朝的延续，乾隆帝有足够底气敢于“篡改”历史，是因他对王朝“正统”标准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塑，以疆域来评判“正统”，疆域不计大小，凭疆域即可为“正统”。这不但否定了福王继位的血缘“正统”理论，更在深层次上改变了宋明以来士大夫以“华夷之辨”来衡量王朝“正统”的标准。

针对汉人士大夫一直反复宣扬的“夷狄”不能为“正统”，乾隆帝明确指出，以种族身份来定义“正统”并不合理，他向天下公开宣称弘光政权因是有疆域可凭方为“正统”。这就让反抗清朝的士大夫陷入极为尴尬的抉择困境：若否认疆域“大一统”标准，则连同否定了弘光政权的“正统”地位。弘光政权占据少许疆域就可拥有“正统”资格，那么，清朝拥有了超越历代王朝的“大一统”疆域，其政权的“正统”资格自是更不容置疑。寻找南明与清王朝“正统”的共同点，成为乾隆帝处理此事的巧妙之处。

清朝追求的疆域“大一统”观并非要与以往决裂，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多元调整与发挥，特别是在表达疆域之广的同时，又注入了获取之德与实体之清晰双重要素。清朝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注重淡化传统的边疆“四夷”观，重塑中外有别的新“四夷”观，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族群融合，成为解构“华夷之辨”思维的有力武器，彻底扭转了“夷狄”身份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