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从读音上就分平仄

从字性上又分虚实动静，最宜于对仗

最近看了两本谈国文的书。《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讲的是甲午海战之后，知识分子反思清朝种种问题，其中之一是教育，中国文字太难，识字率太低，不能很好地吸收先进科技。于是，旧有的蒙学渐渐变成了“国文课”。教学方法从背诵为主导，转向讲授为主导。西方的语法、标点引入，知识分子探讨一种新的“国文”。作者陆胤，在北京大学讲了多年的“大学语文”课程，他的这本书讲了“最早的语文课”是什么样子的。

另一本书《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的作者徐晋如，据说在北大上学时就喜欢穿长衫，喜欢古诗词。多年来一直教人写古诗词，教文言文。他的观点很直接，认为新文化运动断了中国文脉，中国文学本来就是君子之学，是士大夫的学问。这本书，时不时贬低一下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他认为骈文“是汉语之美的最终极体现”“应该有比古文更高的文学价值，更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文章的正宗。”

这两本书对照着看，非常有意思。清末的语文教改，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识字写文章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吗？语文是不是学习其他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的一个工具？文言文是不是科学知识最好的语言载体？那时候的人还不敢否定“四书五经”，更不敢说废弃文言文。桐城派文人吴汝纶、吴闿生父子，都认定中国文学是“国粹”。吴汝纶去世后，吴闿生在编辑重印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序中说，国立于天地之间，必有其所以存，而非他人之所同者。他说，中国的统治者有变化，但文字教化不废，秦皇暴慢，元世祖雄强，也改不了我们的文字。流俗一时之向背，根本无足轻重。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吴汝纶担任过总教习的职位，吴闿生也曾任教于此。桐城派文人是推崇散文的，我们上中学时学过姚鼐的《登泰山记》，就是桐城派的散文。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也曾备受推崇。林纾在京师大学堂授课时，就以姚鼐、曾国藩所选古文为教材。

到后来，黄侃、刘师培等人加入，黄侃讲《文心雕龙》，推崇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六朝骈文。这掀起了古文（散文）和骈文之争，桐城派文人渐渐离开北大。等胡适、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古文、骈文都被骂，钱玄同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前一句骂的是推崇骈文的黄侃等人，后一句骂的是桐城派那些推崇古文的人。据说，黄侃后来上课，50分钟一堂课，前30分钟都用来抨击白话文运动。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张，其中有两条说的是不用典，不讲对仗。他说，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这种说法就是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看待中国文学，把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而对骈体文很是不屑。徐晋如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中国文字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骈体文，必然会产生格律诗。

从哲学上看，阴阳相生相济，对仗就是这一哲学思想的美学实践。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传统”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新文化运动推崇《红楼梦》，到后来，渐渐才有“四大名著”一说。我前些日子请教红楼梦研究所的一位专家，他说，“四大名著”这个说法，不会早于1978年，是1980年代才逐渐流行开的。

读完这两本谈国文的书，我难免会产生“既要”“又要”的想法——既要用白话文来当读写工具，用它来学各种科学知识，也应该懂得一点儿中国文学的特殊性。

我肯定更喜欢白话文和英语，对古文辞不太感冒。但又觉得，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习中，也有可取之处。比如背诵和对对子，小孩子背诵《声律启蒙》，其实就是在没有现代语法概念的状态下理解词性。我们年少时的背诵，的确是喜欢对仗，比如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发于2022.9.26总第106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国文的“既要、又要”

作者：苗炜

编辑：王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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