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宁德一直是海洋重疆，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也是中国福船建造技艺的传承之地。有海风吹拂的黄金海岸线，必得域外风气之先。东西方文明之光在这方山海的首次邂逅，必将风起云涌，凤凰涅槃。只不过，明历朝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影响弥久，令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于“海”的记忆已经非常的淡漠，以至上个世纪中后期都还一直以为，宁德山川莽莽，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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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一批南京明史研究专家来蕉城考证上金贝古墓。其中一位学者一再向我提出，要安排时间去一个叫岚口的山村，看一座教堂。我问他，您怎么知道这个小山村里有教堂？他说，他的专业是研究天主教从明代始在中国的传播。

宁德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区域。岚口天主教教堂因其建于清顺治年间，其中西合壁的建筑风格在中国极为罕见，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所以岚口教堂在业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听了他的话，我有了探秘的冲动——

在这个城市之南，有一座山临海而立，登之半山即可眺海日出，再登一程，山坳中即有一个村庄。城中人都将这个村庄视为登山健身探秘的好去处。

要登的这座山，叫凤凰山。要去的这个村庄，就叫岚口村。凤凰山满目翠绿，花岗岩地貌间露峥嵘，奇石嶙峋，就如怪兽出没。要探秘的，就是这个中国南方最普通的山村为何是罗马教廷在中国沿海早期的传教地之一。

鼎鼎大名的岚口教堂就矗立于这个村庄的一方小广场后。如果没有屋顶高耸着十字架，远眺这座砖面马头墙的建筑，还以为是变形的徽派大厝。走近细看，正面青砖马头墙的比例是拉伸版的，突出了庄严却有些怪诞。蓝框白底金描的“圣旨”二字镶嵌墙面，至高无上。这是清廷为保护外国传教士而刻的碑文。这大概缘于清顺治、康熙年间对天主教所采取的容教政策。而正门楣上横刻“天主堂”，也是蓝框白底金字。墙面上对称分布三窗、三门、四匾（另两匾是右边门楣“门通”，左边门楣“正道”），又都是蓝色边框。

满清八旗的基本颜色有四色红、黄、蓝、白。红，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自然避之不用。这座教堂对黄、蓝、白色的使用，突出了清式建筑的色系。在建筑元素上，正门左右对称两扇边门，边门飞檐分别刻有“崇正”、“黜邪”两匾，正门前有漏窗装饰的风火墙围成一个小庭院，也都处处彰显清代建筑的元素，这与三都岛上的哥特式教堂、罗马修道院的建筑风格大相径庭。此为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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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教堂大厅，则又是另一番天地。两排、六根七八米高的花岗岩石柱，似立苍穹，据说这是建堂之初的立柱，按建于1647年计，已有371年的蹉跎岁月；圣台之上，是典型的西式教堂布局，唯有与其他教堂不同的是，在圣坛右侧多了一尊汉白玉塑像，当地人称其为——白主教。此为何方神圣？且留后话。

而圣坛两侧墙壁，没有哥特式教堂彩色玻璃窗的色彩斑斓和各式轻巧玲珑的雕刻装饰，除了耶稣受难巨幅油画悬挂其上，墙面更没有采用花岗岩或大理石石材的厚重与气派，就如南方大部分民居一样，以衫木板贴面，简单质朴得不可思议，此为又一奇。

三都岛的罗马修道院以其坚厚、敦实、不可动摇的城堡式形体彰显教会的权威，内院地中海中庭与罗马拱券式长廊，则为修女营造不受外界干扰的修行空间，充满异域情调。而三都哥特式教堂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则有一种火焰式的冲力，把人们的意念带向“天国”，教堂内原汁原味的彩色玻璃窗色彩斑斓，雕刻装饰轻巧玲珑，意境玄妙。

透过人的肢体语言可以揣测人的情感与思想，建筑元素是建筑的肢体语言，同样可以表达那个时期的特定情感与思想。这两座建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洋宗教建筑，她的原汁原味的气质与外表如一、充满自信的彰显，代表了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在清末已经落地生根。

而岚口教堂则以“圣旨”碑文鸣锣开道，以中式外表包裹，犹抱琵琶半遮面，以本土化迎合教友。从建筑角度虽堪称教堂建筑之典范，中西合璧之见证，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天主教传教闽东初期的惨淡经营，用心良苦。此为岚口教堂的再一奇。

本土化是天主教传教的秘籍宝典。天主教早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就已传入中国。大唐盛世，万国来朝，包罗万象。“丝绸之路”把中国和中亚、地中海地区联系起来。属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的景教传进了中国。但因水土不服，“景教”在中国半路夭折。宋代，西洋方济各会传教士也来华传教。后时因语言受阻，致半途而废，无功返回。直到明朝万历年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开教，才打开局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利玛窦在传教中找到了一条最为便捷有效的本土路线:走上层路线。利玛窦穿上了“儒服”成为“西儒”。通过上层路线，传教士们取得了皇帝及官宦的信任与支持,禁止传教的规定也逐步放宽。

天主教有三个流派，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耶稣会。这三个流派齐入闽东。把脉着利玛窦本土化的余温，耶稣会士在闽东的传播甚至还允许教友在信教的同时，按民间习俗祭奠孔子。由此沿袭，岚口教堂采用中式外观，西式内容的建筑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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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风格独特的岚口教堂建于何时？

天主教传入宁德蕉城已有近400年历史，明末曾在城关建有教堂一座，清雍正禁教时没收了该教堂。按资料说法，岚口教堂始建于1640年，距今378年。

又是何方神圣所建呢？此方神圣，极为神秘又能量巨大。他叫利安当，又称栗安当、李安堂，字克敦，他与郑成功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为天主教中国本土化培养了一位重量级的关键人物。

17世纪，崛起于台海地区的郑成功家族海商集团一度控制了东西洋海上贸易通道。引起了东来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西方殖民者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不仅保持着与郑氏集团密切的贸易往来，而且还频繁派遣传教士通过搭乘郑氏家族的商船进入郑氏家族控制的福建沿海地区传教。其中，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就与郑氏家族保持着密切往来，多次乘坐郑氏家族的商船到达福建传教，还留下了许多郑氏家族珍贵的记录。

1633年，就是这个利安当和多明会士黎玉范，从菲律宾搭乘前来马尼拉贸易的郑氏家族舢板船，经台湾至福州，经过十多天的航程，来到福建福安传教，之后前往南昌。在南昌，时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的葡萄牙人阳玛诺(Manuel Dias)支使人将他捆绑起来，强行置于船上，经过6个月的漂流，利安当又回到了福安。1634年11月，天主教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达成协议，由多明我会掌管福安，方济各会掌管顶头。在顶头，利安当给他的首位、也是最有名的一位信徒罗文藻施洗。日后，他与罗文藻一路奔波于中国沿海城市与菲律宾，为罗文藻成为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立下汗马功劳。

利安当还是最早反对中国祭祖拜孔礼仪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在福安顶头传教期间，他因问及教友“祭”字之涵义，由于教友无法解释中西文字的含义，认为这“祭”与天主教之弥撒祭献的“祭”相同，利安当便认为中国传统礼仪的敬孔祭祖背违天主教的教义，因而开始向同意祭孔的耶稣会士发难。1643年，与利安当同行来闽的黎玉范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报告有关耶稣会士在福安顶头允许教友按民间习俗祭奠孔子的情形。

罗马教廷于1645年9月12日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并不许当时中国各地天主教堂悬挂仿制康熙皇帝赐给汤若望的“敬天”大匾，此举引爆了全欧洲神学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礼仪问题的激烈论辩，其间，竟有9位教皇、两位皇帝、3位国王以及罗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教廷的传信部、圣职部、各个修会的“掌门人”、巴黎大学神学院以及欧洲一些最杰出的文化名人都曾涉足“礼仪之争”。

利玛窦去世后，他的后任者放弃了本土化的传教方式，坚持按天主教教义进行传教，导致天主教再次遭到中国传统势力的围剿，最终在“南京教案”之后被禁止。清取代明之后，由于顺治皇帝的优容和保护，天主教的传教重归合法。但“礼仪之争”再次引发了清廷的强烈反制，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在全国各地更是掀起了禁教风暴。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解除了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的禁令。这一场缘于闽东、长达三个世纪的“礼仪之争”，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空前的一场大接触和大碰撞，更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一段值得深思与寻味的历史记忆。而这一切竟缘于这个爱“折腾”的利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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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口是依山望海的好去处。每日，东眺三都澳日出，冉冉之间，越过涟漪与山丘，火红的天际线总是让人有可望不可即的乡愁莫名萦绕。村后的凤凰山，山峦连绵，莽莽川壑仿如浩瀚的大漠，穷极一生，都会有无法穿越的感叹。它最美的季节是在春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将凤凰山的每个角落都打扮的诗意翩翩。1640年，这个爱“折腾”的利安当竟来到了岚口传教。那时，天主教在闽东大兴土木。仅记录在案的就有穆阳教堂、康厝教堂、下邳教堂、岐头教堂等相继落成。这个神秘的利安当来到岚口，不仅传教，还带着建设岚口本堂的任务。那么，利安当为什么要选择当时人口稀少，并且山高路僻的岚口呢？当我们回望早于利安当进入闽东传教的意大利人高琦和西班牙人徐方济各、施自安的传教线路，以及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仇教事件就明白了。这个利安当确实不简单。

1631年，多明我（道明）会士高琦、徐方济、施自安等四人，受菲律宾玫瑰省区的派遣，搭乘郑氏家族的商船由台湾赴闽，于次年元月安抵福州，并来到福安传教，落脚于城北溪东村，建立了多明我会中国大陆第一个传教根据地。从此，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便拉开了风云变幻的大幕。

鉴于闽东一带教务比较薄弱，于是他们就选择福安、宁德、罗源这一传教路线。高氏当年卒于溪东。才过四年，1635年，福安就发生了群众仇教运动，施氏潜逃，徐方济各被逐出境，各处教堂均被捣毁。岚口是宁德最靠近罗源的结合部连接点。如果再发生仇教事件，岚口依山靠海，花岗岩地貌地形复杂，利于躲藏隐蔽，又靠近罗源边界，是传教士避难与出逃的绝佳避难所。

或许，这个不简单的利安当就是有不简单的考量——传教岚口，不仅能让宁德、罗源传教点点线连接，相连成片，而且，一旦发生仇教事件，岚口将是防患于未然的理想选址！之后发生了一连串仇教事件，确实令岚口名符其实成了“福建教区避难所”——

岚口教堂的后山是一个宗教色彩浓郁的丘陵地带。起起伏伏之间，曲径通幽，当地群众口口相传的“白主教洞”就隐藏两山相交的峡谷底部。其实，那不是洞，而是十多块巨石层叠悬空的底部，隐蔽性极强。“洞”口狭窄低矮，入洞需单人侧身猫腰而进。洞内摆着许多条凳，可供十多人藏身，还有一汨泉水流淌，可供避难者饮用，或因避难传教士饮用过，当地百姓称为“圣水”。 故“白主教洞”亦称“圣水洞”。

清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加大禁教力度，四处追捕传教士，为此很多传教士躲到岚口村，这个洞便成了他们的避难藏身之处。

岚口教堂圣坛右侧的汉白玉塑像，福建天主教徒都叫他——白主教。这个白主教叫白多禄•桑实，是个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

1715年元月间，他来到福安传教，后成为福建教区主教。他历经福安的三次仇教事件，在第三次的仇教事件中，他在福安穆阳被清兵逮捕，在福州西门兜板桥头被斩首。岚口群众相传白主教曾到岚口避难，因无文字记载，也无从稽考。

1837年，清道光时，福安外教民众掀起仇教运动，许多教堂被烧毁或被没收，传教士逃亡。当时的主教罗加路•版纳即由福安顶头率领外籍多明我会士和中国籍神父陈多明我、陈方济各等人逃匿岚口，躲在这个山洞里。同行的另一位神父张尼罗切拉后来接任岚口本堂神父，张即在岚口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和钟楼两座。

那么，那个爱“折腾”又不简单的利安当建成岚口教堂之后，又去了哪里？

资料上记载说：“1649年，他去了晋江、泉州。1650年，他拟去朝鲜开教，但被疾病所阻。最后，他在汤若望的住处安顿下来。1650年10月底，他来到济南，取得了在华传教的主要收获。1665年，利安当与同在济南传教的耶稣会士汪儒望因杨光先教案而被捕入狱，并被游街示众一连五天。同年9月，二人被押赴北京，次年3月25日到达广州，被囚禁于耶稣会旧会院之中。1667年12月18日至次年1月26日，他与同时被驱赶至此的22名传教士召开会议，对近百年的中国传教活动加以总结与讨论。囚禁期间，他所撰写的《论在华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表述了他对中国礼仪的反对态度，该文在欧洲发表后曾产生过较大影响。1669年5月13日，他在广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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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在“朋友圈”中，看到尔东强先生的留言：我对一些口岸城市总是怀有特别的兴趣，拍过上海法国城，也拍过世界上许多殖民城市。殖民化城市最大的看点是文化多元化……

“利安当们”随着历史云卷云舒，化蝶成烟。六百多年前，宁德漳湾福船的水密隔舱技艺随郑和下西洋，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的海洋文明。两百多年后，一群传教士以菲律宾为跳板，又乘着拥有水密隔舱技艺的郑氏海船到闽东传播西方的宗教文明。两种文明在这片黄金海岸的时空对冲，又让这方山海于无声处海岸惊雷。

宁德是个曾经殖民化的口岸城市吗？

单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宁德历来就是宗教文明之光普照的聚集之地。从东汉始，炼丹坐禅，佛道并举，仙风佛雨滋润着这片山海充满灵气。从1625年艾儒略前来福安传教，天主教传入闽东始，两百年后的19世纪中叶，基督教（新教）又传入闽东。1895年，古田发生震惊中外的“华山教案”，再次震动朝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5月8日），清廷镶红旗协领明玉会同税务司前往三都澳开关，三都澳港正式对外开放。前后274年间，在闽东大地发生的东西方文明的邂逅与交集，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空前的一场大接触和大碰撞的最具案例色彩的记忆，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最有质感的笔触。

唤醒这段记忆，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我们走过的来时路并不单调、狭窄与闭塞，而是八面来风，海岸惊雷，色彩斑斓与文化之多元真得中华开放风气之先。

岚口之忆，开阔了一种视野与格局。当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只“独角兽”从岚口下山，便傲视群雄，魔幻了整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