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是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古诗英译是向世界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话语表达，不仅有助于自诗句中见志气，从文化中显骨气，在历史中强底气，而且有助于为中西话语融通以及世界文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首先，本土译者应积极围绕主旋律进行翻译，让古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美德得到尊重、理解和认同。20世纪80年代之前，古诗英译活动几乎由英美译者承担。此后，本土译者主动译介古诗，注重把握翻译活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力求以恰切的翻译对外传播古诗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土译者仍然是古诗英译的主力军。他们在翻译选材上更加有针对性，在翻译理念上更能体现“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优秀诗人的作品流传千古，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那些充满家国情怀、仁爱精神、和平愿望、生活智慧，以及使人明理悟道的古诗，已成为重点译介和阐释的对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进一步客观呈现优秀诗人的风骨气度和道德境界，使翻译突破“技”的层面，上升至“道”的层面。诗无达诂，译无定本。经典原作需要有经典译作交相辉映。因此，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加大主动“译出”的力度，积极掌握翻译的主动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新时代赋予本土译者的使命和责任担当。

其次，西方学者的古诗英译和研究作为“他山之石”，有助于提升古诗的国际化程度，也为我们更加有的放矢地反观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提供了异域视角。例如，美国诗人庞德借鉴中国传统诗论的某些观点，形成了“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为美国诗歌的创新和发展营造了新风尚，同时也使中国古诗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英国汉学家韦利采用“弹跳律”再现古诗的音韵节奏，这种自由体的译诗激发了不少英美普通读者的兴趣，使中国古诗的传播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可见，西方译者通过恰当翻译，兼顾了西方诗学体系和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使古诗之美在英语语境中得以显现。不同译文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读者需要多种译本供其阅读选择，才能从不同角度感受古诗的气韵格调。我们应站在文明互鉴的高度看待某些文化误读和误译现象，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接受多样化译文。

再次，古诗英译离不开富含中华民族元素的翻译理论的指导。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果仅以西方的文学经验和理论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那么中国文化就会失去话语权。只有基于民族审美经验的理论话语，才能彰显其价值品性和人文精神。古诗英译理论作为中国传统译论的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诗论具有内在关联性。中国传统诗论正是基于兴象、意境、情采、神思、妙悟、性灵等诗性化理论的具体表征进行的提炼和升华，贯穿其中的道、气、象、境、神、韵、味等范畴体现了鲜明的中国传统诗学特质，因此人们更加倾向于从直觉体悟的角度来创作和评鉴文学作品。古诗英译也是一种文学再创作活动，其理论构建应蕴含民族之魂，向中国传统诗论和中华文化寻找源头活水，并且通过当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西方译论互融共生。从中国立场出发进行古诗英译理论构建，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古诗具有历史价值和时代魅力。在全球化视野下，古诗英译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交流、互鉴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阐释。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真正的世界性。译者应充分展现中国人的文脉诗情和精神气度，积极促进中西话语融通，让古诗的诗性智慧更好地走向世界，不断焕发生命力、亲和力、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