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藜（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媒介与江南研究中心主任）罗喆（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

新闻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或者一般地说，学术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值得反复申说的老生常谈。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但它们在各自实践过程中均无法回避理论与经验的交融，同时也需对既有“理论”和其所面对的“经验”保持警醒，因为“理论”自身就是对经验的特定表达，“经验”在朝向研究者显现之际，也必然经由某种框架被摄入，因此，二者都不能直接构成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进一步地，研究者处理“理论”与“经验”所依凭的语汇，本身即是需要倍加省思的杂合体。正如凯瑞所指出的，“如果不采纳一种能同时定义、描述、评价及表现社会现象的语言，就无法从事学术工作”[1]。当新闻史研究者使用“新闻”一词，无论是在多么具体的经验层面上，也无论是否有着明确意识，都离不开对其的理论预设，因此尤需从前提上检视二者的契合关系。

以此为立足点，本文所理解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反思性的提问方式，有类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敢于追问“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2]；其次，在不割裂其内在联系的前提下，“理论”之区别于“经验”就在于它的范式性——以不同抽象层次的理论为观照，可以帮助新闻史研究更好地提出问题，从特定视角形成对经验情境的建构；再次，“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多样性，某种范式在某个时段或许相对居于主导，但总会面对挑战甚至是“革命性转换”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新闻史”面对“同一个过去”，但其书写代有更新，形成对不同时代变革现实的回应。本文将从当下理论更新中的“媒介”视域出发，围绕着“新闻在何处”这个基本问题，从新闻史书写前提反思的角度，初步探讨“媒介实践”新进路所带来的尤其是对国内新闻史研究创新所蕴含着的可能性。

新闻史书写起点的“媒介”反思

何谓“新闻”？作为书写的起点，它贯穿在新闻史研究的视域立足、问题提出、经验展开乃至结论得出等全部环节之中。在新闻史多年来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在相关研究中做出了重要推进之后，怎么理解“新闻”，依然至为关键。近年来借由人文社会科学新范式的刺激，新闻理论对“新闻”的界定也新意迭出，例如将“新闻”理解为一种“公共知识”、看作一种叙事方式，抑或指出新闻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或“框架”，或者是一种话语形式，等等。新闻史研究也有不少回应成果，尝试以新视域探索新进路。

不过总体而言，能够自觉明晰地反思自身“新闻”理解（无论视域的新旧），并在经验研究展开中贯穿这种自反性的研究，在国内新闻史研究领域尚未成为主流。更多的研究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进入历史情境中，详细地展示新闻活动的表现，特别是集中在报人报纸的活动、新闻报道的内容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特定新闻事件的过程描述，等等。

在新近一场重要的新闻史与历史研究学者对话中，黄旦教授提出了一个几乎未曾被新闻史研究者意识到的“命名”问题[3]：研究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报刊，与将“新闻”作为“质的规定性”统领整个报刊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必说，戈公振所定义的“刊登新闻、揭载评论”式报纸，本身就是历史的，“并不代表所有、自也不能覆盖或贯通一切”。在黄旦看来，研究者对此未加省思的惯习，使报刊史研究走向了“清除多元和复杂”的误区，特别是将报刊等同于“内容”，进而又一厢情愿地认定内容即“新闻”，从而忽视了报刊的多样性与“报刊新闻”或“新闻报刊”的特殊性。

“新闻史”与“报刊史”的关系，少有被作为一个问题来严肃对待。与历史学界不同，新闻传播学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相并列，近现代报刊研究以绝对优势成为“新闻史”的构成主体，以至于“报刊史”往往被视同于“新闻史”。然而，从研究对象本身来看，戈公振所说的以“新闻”为原质的报纸，只是报纸中的一种类型。历史与现实中还存在着其他类型迥异的报纸形态，其根本所系或以宣传为使命，或以娱乐或知识为重。即便我们可以将所有报刊都归入“新闻报刊”，“大报”与“小报”也是极为殊异的两种报纸类型[4]，而非同一类“新闻报刊”中的不同等级。

从本文的视角，研究者之所以以“新闻”作为“质的规定性”来统领整个报刊史研究，恰恰体现在对“新闻”理解存在着“媒介”盲区，即研究者很少明确地叩问与追索：“新闻”究竟是什么，它位于何处？它究竟是如何在具体的“所处”中“成其所是”的？研究者喜欢问“新闻”如何生产、怎么传递、如何被接受、产生了何种社会影响，看起来都离不开“在哪里”的问题，如在组织中生产、在地理上传递、在阅读中接受，然而，因为没有从起点上融贯“新闻”之双重性，即作为报道形态、信息样式的“新闻”，同时也是特定物质媒介形态的社会运作，因而在对“报刊”新闻活动的情境进行重构过程中，也就无法深入地揭示“报刊/媒介”与“地方”的具体联系，并从中接近“新闻活动”在特定场域中的具体特性。旧范式常见的进路因此很容易滑入观念论，其典型体现就是从“文本/内容”出发，从纯粹“表达”中推演新闻活动，同时亦以与社会状况“符合与否”的方式检视这种推演。另一种常见进路则看似在新闻活动与社会语境之间建立起联系，但这种分析连接因缺失了对“新闻在何处”自下而上的细致审视，又很容易陷入“国家”这一单一分析单位，最终走向了“报刊”在政治、经济总体结构中的功能分析。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批评所显示的：“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报刊发展的某些固定的说法，似乎很少是从报刊发展的史实中得出的，而更多的是出于附会。先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解释总体的文化扩展，然后不顾事实地把报刊史塞进去，使之与这种总体解释相吻合。”[5]在上述两种进路之中，“报纸/媒介”就此消失或消融，从分析阐释中退隐为仅是一个容纳“新闻”的容器。不仅“报纸”，上述传播过程中的诸如“社会”“地理”“政治”等，也都成了某种背景式“容器”。它们不是携带着自身“所处”的独特性促成研究者审慎地给予揭示，而是化作僵死的“背景”坐等研究者对其塑形与内容注入。尽管新闻史以揭示“历史特殊性”为己任、以高度注重“历史现场”为宣称，却很反讽地漠视或淡视“媒介物”及其运作本身。这种取向说起来，与米尔斯批判的“抽象经验主义”似乎距离并不远。

“媒介”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此的矫正。新闻史所隐含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理解，让研究者的视野集中于“报道”，着力考察内容如何生产、产生何种影响，由此连通到新闻业社会功能的实现。而“媒介”理论追问“新闻在何处”，“新闻”之外有什么，“新闻”如何与周边文化样式的实践相互连接或彼此排除，不仅有效给出了“新闻”“新闻报刊”的特殊与边界，而且能够从物质媒介与文化图式相融合运作的角度，推进对特定新闻活动的情境化理解。由此视域进入，新闻生产与接受所处的时空、新闻形式与感知惯例等，就从一般“背景/远景”凸显为“中心问题”，对其的探究既关涉纸张、油墨、打字机、版面这些“微物”的运作，也离不开街道、居所、航运、电磁之类“无生命行动者”的“能动”参与。克莱默尔就主张要“在区别于一般符号意义的基础上来理解传媒的特性”，研究者当努力发掘作为“装置与轨迹”的媒介，即“借助于传媒的这种物质性力量，符号要比符号的使用者所意味的东西表达出更多的东西”[6]。

“媒介”视角由此能更深入地对“新闻史”做出其自身媒介史的反思性揭示。德布雷倡导“想要了解本质，你们就要询问这些东西是通过什么传出去的：其装置、设备、权力回路”，以此对照，其称“内容”中心的取径为“观念中心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使世界服从于主体”的“形而上学的自我中心主义”[7]。由此延展到“新闻史”，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现，正逢大众传播崛起并卷入到民族国家的塑造之中。例如一般认为，最早的新闻史著作是德国学者普尔兹的《德国新闻事业史》（1845），也有提到美国托马斯的《美国印刷业史》（1810）。印刷报刊“新闻”作为一个“伟大发明”，大大增强了现代主体的“进步主义”信念，新闻史书写中总是伴随着来自印刷报刊的评判烙印，总是离不开“理性公共领域”的主导[8]，也就不难理解。大众传播的“脱域化”，与新闻史研究中的观念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耦合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视域所动摇的，不是从“内容”出发（它当然无法回避也必须重视），而是将“内容”作为社会的镜子式反映，从而强化现代主体自我精神投射的“技术无意识”。

走向“媒介实践”的新进路

新闻在何处？“新闻”存在于口语交流、书信传递、报刊报道以及电子与数字传播之中，新闻史研究不能忽视“媒介”的历史性存在。借着对新闻史起点的反思，“媒介”从观念中心论的无意识中得以浮现。但对“媒介”的凸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强调了原来进路下所忽视的某个因素，如此理解的“媒介”视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更为重要的是，在前提上有两点值得新闻史研究重视。其一，要打破“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下的等级区分。如前面分析，“内容”取径下的观念中心论即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等级体现。其二，将“媒介”纳入特定场域及不同场域间的关系中，考察各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在媒介连接中如何生成、演化出新的关系形态。这种注重“过程”中差异化生成的视野，在经验研究中就落实为“媒介实践”的进路。它既与媒介理论所秉承的“实践哲学”相一致[9]，也与当下社会理论中的“实践转向”相呼应[10]。

新闻史虽是一个经验取向的研究领域，亦与新闻理论的规范取向保持了某种紧密联系。1970年代之前，以“报刊四种理论”为代表的规范研究在新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诸如新闻自由、真实性、客观性与新闻专业化一道，构成了探究新闻媒体与政府、商业、公众关系的核心立足点，由此将历史与现实中的世界新闻业简化成了“四种模式”。新闻史尤其是从组织化、专业化这一“韦伯式”进路出发的研究，也潜在地接纳了新闻学的规范性预设。换言之，当“新闻”作为“质的规定性”成为对整个报刊研究的统领之际，“新闻”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渗透其中。这个新闻自身之“原质”，就是未加明言的印刷现代主体之投射，是“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务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11]。由是，新闻史对媒体组织的分析，基本就围绕着其如何渐次演化为一个专业化组织展开，所涉及的种种关系，如政治控制、商业广告以及公众关系，都暗合着其对新闻组织的独立、专业精神的消长等产生了何种影响、显露出何种问题的考察。

必须澄清的是，不是所有新闻史研究都合乎这一概括，而且这一进路确实展示了新闻业历史中真实图景的重要一面，但正如国内学界对另一种盛行书写范式“革命史”所作的反思显示，将复杂多样的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纳入“专业化”这件“紧身衣”之下，同样也会大大压缩历史理解的空间，从而错过对历史上“新闻业”更为丰富可能性的揭示。这种遮蔽典型地体现为一体两面的运思方式：从共时性的角度，它预设了新闻专业组织的运作与“经济、政治、行业这三者之间制度原则的一致性”[12]，并以某种理论理性的逻辑将复杂的新闻与社会关系简化为一种“总体化”原则；就历时性而言，历史演化的目的论隐身其中，即新闻业的历史既是新闻专业组织由萌芽、幼稚到不断成熟的线性演化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朝着某个趋势不断“进步”的过程体现。

“媒介实践”的进路自觉地与新闻史的这幅现代“世界图像”保持着距离。如果延续“新闻在何处”之问，那么这幅“图像”充其量是英美近代报业演化历史的某个写照，而且它本身也早已得到了更新与修正。正如哈林、曼奇尼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所作的批判，它“如此执迷于美国和苏联模式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至于几乎不给全世界媒介体制的多样性留下空间”[13]。他们通过对当代西方新闻体制内部差异的研究，提出了打破旧有视角框限、富有启发的结论，例如，“批判性专业主义”（critical professionalism）1970年代在北欧新闻业中成长起来，正是“国家津贴最高的时期”；就专业化与商业竞争关系而言，同样在美国，在1980年代解除管制之前盛行的“政府管制的寡头广播电视”中，专业化似乎表现得更好。如果对这些结论善加运用，自然也有助于新闻史研究者对历史经验的审视与发掘。

“媒介实践”并不拒斥“规范”，相反，它将来自对象与自身语汇中的“价值”视作一种对话的契机。正如米尔斯所说，澄清“价值”及其遭遇的威胁，在任何学术研究中都是构成研究问题的“基本条件”[14]。在此自反性前提下，“媒介实践”将历史行动者的各种目的、意图视作一种媒介行为，“没有媒介就没有意向性”，不同媒介并非中立工具而具有自身特定的“技术意向性”，也正由此嵌合成特定媒介活动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并展示出在媒介连接之中不同场域相互遭逢、转化后的新关系样貌。在此进路中，观念或规范就不单单是一种“表征”，更是嵌入具体关系情境下的复杂行动，而且这些“具身的、与物质相连”的人类活动，尽管存在着“主导—从属”性的权力关系，但不能被归入到某个同一性逻辑之下，它们属于“同时存在、相互含盖”，也不能被纳入“按顺序发生”“彼此相继”的线性逻辑中[15]。

不妨以新闻真实性、客观性这个“迷思”为例。新闻史书写转向“媒介实践”新进路，就是要破除以现代新闻业“新闻真实性”为“质的规定性”带来的知识规训，那种以“实证科学的理性”作为“事实真伪”评判标准的理念与种种操作方式，首先需要放置到特定“媒介实践”之中，将之视为印刷复制下生成的一种新闻媒体的运作“常规”。尽管伴随大众媒体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日深，社会成员日益将之当作对环境监控的“自然”方式，很少对之提出彻底质疑，但新闻史研究者不能将之“自然化”，既不能以“实证科学”的“真理化认识”要求之，也不能潜在地将“报纸/媒介”透明化，进而将“报道”直接等同于社会生活本身，更不能将主流报纸的操作方式作为隐含标准，揆之于历史情境中的一切新闻活动，建立起一个从口语、书写到报纸、电子媒介间不断进化的等级架构。依此看来，流行的“后真相”说法，本身就有误导性。无论科学还是新闻，人们所能期待的与实际所能获得的，从来都是与特定媒介相连的特定“真相”。任何时代，都可视为由变化了的媒介实践中介出的所谓“后真相时代”。

毋宁说，新闻史研究要敢于有一种“断裂”和“融合”意识。正像邸报不是现代报纸的萌芽，“新闻真实性”也联系着历史上不同媒介类型下的新闻实践活动，且依不同“信息方式”成为一个在历史中生成与演化的习俗。《新闻的发明》作者就指出，现代报纸出现之前的新闻真实性拥有一个古老传统，即“对报道者的信任依托于讲述者的信用”。在书写出现很久之后，中世纪的前人们依然“对于获取到的书面形式的信息有着很深质疑”，因为“一条新闻的可信度来自这条新闻发布者的名誉和声望”[16]。即便在大众媒体鼎盛时代，这种以人为媒介的“真实观”也没有消失，“两级传播”理论中就隐含着这种交融。当今数字虚拟环境下的种种困扰，更可以看作各种“真相观”因媒介融合而带来的混沌与杂合。新闻舆论研究奠基人李普曼，早在报纸环境下就洞察到了这种苗头，可惜对“科学至上”的信仰（经过了相对主义的修正），使他与“历史的未来”失之交臂。

结  语

“新闻”在何处？它在历史与地方的媒介实践中。提问与回应之间，本文还隐含着一种本土研究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国内新闻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自主意识越来越明确，至少有两个概念的提出展示着这种努力，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个是“文人论政”，另一个“耳目喉舌”。二者对现代中国报刊实践的探究，都与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所说的前现代中国的“基体”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与西方学者的重要概念保持了深度对话：前者对话于“新闻专业主义”，后者则反思性指向“公共领域”。李金铨认为，“文人论政”是近现代中国报刊的特征，一方面延续着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另一方面代表转型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希望建立现代“道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目标[17]。黄旦则指出，作为“耳目喉舌”的文化基础，“文章报国”的精神脉络或明或暗绵延不绝，这与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公民”精神不同，与欧美大众化报纸兴起后的专业主义有别，中国士人认同的是政治使命感，而不是职业角色[18]。

回到开篇前提，上述研究为“以中国为方法”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好的研究总是在理论与经验、想象与证成之间往复穿梭。新闻史本身作为一种“实践”，除了公共史学面向，首要的是以何种方式推进知识生产之间的对话。在此意义上，理论概念的提炼占据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不同学术领域交流的方便路标，又展示着一个激发思考、创造求变的新空间。无论采取何种取向，新闻史对“理论”简单粗暴的拒绝，总是不够明智；同样，简单粗暴地使用“理论”，也是学术“槛外人”的莽撞之举。切实提升当下新闻史研究的努力，急需走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般非此即彼的浅层争议，扎扎实实地回到理论与经验的深层对话，以反思的勇气直面旧知识的框限与支配，以开放的态度探究诸如“媒介实践”等新进路的可能，在尊重传统中更新传统。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晚清报纸与上海-江南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编号：22JJD860001）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孙藜，罗喆.本文引用格式参考：孙藜，罗喆.“新闻”在何处 ：新闻史书写的“媒介实践”新进路[J].青年记者,2023(10):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