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怀宇

美国众议院去年12月初举行的关于“高校反犹主义”听证会的后续效应仍在延烧。继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被迫辞职后，哈佛大学校长盖伊也在近日宣布辞职。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已经转向如今唯一尚未辞职的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科恩布鲁斯，但从目前形势看，不论科恩布鲁斯最终是去是留，美国大学已经在政治旋涡中越陷越深。

在12月的那次听证会上，这3位校长被共和党众议员斯蒂凡尼克追问时，3人的回答均被认为是“含糊其辞”，由此引发共和党人强烈反弹，74名跨党派众议员联名写信要求开除她们。共和党的这一波操作成功分化了民主党。民主党是犹太裔的大本营，几乎多达3/4的美国犹太人将民主党视为自己的政党。因此，出于政治正确和选举利益考量，不少民主党人也加入到对这3人的批评中，就连总统发言人也表达了对她们的不满。

相较最先辞职的马吉尔，盖伊和科恩布鲁斯的情况更加耐人寻味。盖伊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校长和第二位女性校长，而科恩布鲁斯本身就是一位犹太人。然而，这并不妨碍美国保守派把盖伊的辞职看作“文明理智之战”的“重大战果”，并表示将继续施压科恩布鲁斯。其实，与其说“文明理智之战”，不如说是一场“文化战争”。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以来，美国国内的态度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给予了坚定的支持。而一些美国人则因为强烈的反以色列观点受到围追堵截。即使不表态，也会遭到谴责，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沉默就是暴力”。可以说，围绕巴以冲突的争论既是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症状，也助长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文化战争”和现实冲突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当“文化战争”与“身份政治”、党争相叠加，3位校长最突出地感受到了这种“新兴意识形态”带来的冲击。正如政治学家、《身份陷阱》一书的作者穆恩科所言，新兴意识形态通常按照种族界限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类别：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本质上讲，它将美国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术语移用到其他地方和问题上。穆恩科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反殖民主义风格是令人震惊的殖民主义”。

如今的美国大学，和美国社会一样，更强调的是族群、性别、性取向等方面是否认同，由此决定自己的立场，而不是相反。具体到此轮巴以冲突上，支持以色列和同情犹太人的声音占据上风。3位校长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就让斯蒂凡尼克和其他共和党人抓住机会，将充满仇恨、缺乏包容的形象加在民主党人身上。盖伊辞职后，共和党人一方面不愿就此作罢，因为放过科恩布鲁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自身立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科恩布鲁斯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又会感到有所顾忌。在同情犹太人的“政治正确”和把这位犹太人校长赶下台的“政治需要”之间，他们将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

围绕这3位校长的这一轮风波是当前美国社会政治环境的缩影，它本质上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保障言论自由。在1969年的“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学校不得限制未对学校正常活动造成“重大且显著”破坏的象征性言论。而在这次事件中，美国学界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讨论，而是按照“新兴意识形态”的风向选边站队，对于学术共同体内正在上演的荒诞闹剧采取选择性无视的态度。这是一种可怕的堕落和迷失。作为美国学术的高地，美国的大学应该拿出坚持真理和公义的勇气，破除“新兴意识形态”的不当干扰。（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