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山区少年在上海出书，连续再版12次。13岁广为结交左翼文化人士，14岁入党，16岁开始潜入敌营10年……

◎范以锦

◎本文责编／张蓓蕾

在将杨应彬哺育成为知名“小先生”的广东大埔县百侯中学百年校庆之际，杨老12岁时所著的《小先生的游记》以连环画形式出版了。有人建议我点评一下，我既高兴，又诚惶诚恐。杨老是我的校友，而且他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时，我正好在南方日报社任上，恭聆教诲，受益匪浅。1992年，我的新闻作品集《大雁求凰》出版时，时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的杨老还欣然提笔作了序。感恩相遇相知，我为《小先生的游记》点评一下，把对杨老的敬仰与感激之情表达出来自然是一件幸事和乐事。然而，作为革命老前辈，在杨老身上有许多催人泪下、撼人心魄的壮举，要想全面评价很难把握好分寸，我只能勉为其难选择一个侧面，谈谈《小先生的游记》诞生台前幕后的故事，呈现杨老从“小先生”到作家再到革命者的精彩人生。

20世纪60年代，杨应彬与欧阳山、吴有恒、杜埃被誉为广东“政坛四大才子”。杨应彬出版过诗集、散文集，抗战时进行过许多战地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任上，一直就是才思敏捷、文笔娴熟的“笔杆子”，参加或主持过许多重要文件起草、审核。这些都是他成为“政坛才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一代人并不知道他的成名作是《小先生的游记》。成名作于1935年出版后，从1936年至1949年再版12次。试问，在民国时期边远山区12岁少年能在上海大都市出书并一版再版的还能找出谁？再想想看，经教育家陶行知看过书稿后，一字不改，并题写书名推荐给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读物还能找出几本？《小先生的游记》出版后，先是在上海中学校园轰动一时，继而风行到全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中学生传阅过《小先生的游记》，书还远销至中国香港、新加坡，作者声名远播，被视为“神童”。

“神童”，有天资聪颖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培育“神童”的沃土及个人的奋斗。谈到天资聪颖的杨应彬及其著作《小先生的游记》，不得不说解放前夕参与联名通电起义的杨德昭、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任大埔百侯中学校长的潘一尘、解放后曾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的程今吾。1933年，百侯中学董事会董事长、曾任广东第一集团军驻京沪办事处中将主任的杨德昭，积极筹资支持侯中的发展，并邀请陶行知出任校长。陶表示，事务多，无法分身，派出潘一尘、程今吾等十多名得意门生前往侯中，潘一尘任校长。他们到侯中后，秉承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推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学生也当“小先生”，互教互学，回到家里则教家人识字；开设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并迈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这些活动有效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提升了分析问题的能力。杨应彬当时正在上初中，班主任程今吾要求学生天天写日记。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杨应彬的文笔就这样磨炼出来了。1934年夏，随潘一尘到了上海的杨应彬，认识了当地一些文人，还见到了陶行知。才12岁的杨应彬在长者面前绘声绘色讲述他从山区步行出发，再坐船前往上海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到达上海后目睹的社会世相。在陶行知等人鼓励下杨应彬把所见所思所感写了下来，陶行知读完书稿甚是满意，题写书名《小先生的游记》，并推荐给上海儿童书局于1935年1月出版。

从此杨应彬作为“小先生”作家，迈上了精彩的革命人生。出书不久，13岁的杨应彬就与左翼文化人士广为交往，14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6岁被安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潜伏敌营10年，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党的地下工作，先后随军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三大会战。抗战胜利后，东江纵队陆续集结准备北撤时，蒋介石密令“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敌营任职的杨应彬截获电报后交给了同为地下党员的左洪涛，左洪涛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党中央采取紧急对策，使2500多名东江纵队成员脱离险境。受到通缉的杨应彬走出敌营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然而，曾风行一时的《小先生的游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销声匿迹了。直至粉碎“四人帮”乃至改革开放后，《小先生的游记》才重见天日。到了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两次将《小先生的游记》再版。宣传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多了，“小先生”的母校百侯中学在校师生及老校友更是广为传播。

民国时期，《小先生的游记》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生，我认为当今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就能看懂这本书，最好能出版连环画让孩子们先了解这本书的概况。连环画既要简缩，又要确保呈现的人和事的完整性，还要适合少年的阅读习惯。改编成连环画的撰稿人邱汉章、绘画人洪万里以及岭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者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改编，连环画设计精巧，以良好的画风将“游记”重现，从而引发孩子们对阅读原著的兴趣，即便像我这样的年长者品味之后也会唤起旧时记忆，勾起儿时的情怀。

杨应彬老前辈经历过“小先生的游记”的那个时代，从中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伤痕累累的中国。有了侯中特殊教育的滋养，再加上有对穷乡僻壤和喧嚣大都市的社会观察，使其为改变旧中国而奋斗的信念弥坚。“游记”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充满对社会现实的沉重思考，对青少年来说至少有三方面的教育意义：其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小先生的游记》揭示了那个年代社会不公、底层民众受欺压等丑恶现象，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宏大襟怀。让当今的青少年从小具有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也是杨老所期待的。其二，是提升中小学生写作能力的课外好读物。作品视角独特，具有思想性和文学性，品读中能引发感悟共鸣，对培养孩子们的文学修养有启迪作用。其三，是进行良好品德教育的好典型。杨老从小就诚实友善、勤奋好学，深得师生和乡邻的喜爱。从政之后，勤政廉政，在政界和民众中都有良好的口碑。文如其人，透过这本书，思考作者成长的过程，可看出其良好的品格修养，对青少年有示范意义。

《小先生的游记》这本原著有了连环画版本，将激发更多的青少年从杨应彬等革命老前辈身上汲取前行力量。

来源：《南方》杂志2023年第20、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