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辅成

褚辅成（1873年—1948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褚辅成的一生在为革命和民主事业奔走，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他尽职尽责，不遗余力地推动禁烟事业，为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

制定严厉措施

1930年6月3日，《申报》刊登了孙中山的《总理拒毒遗训》：“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中国之民意未有不反对鸦片。苟有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鸦片之恶势力表示降服者，均为民意之公敌。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苟负责之政府机关为自身之私，便对鸦片下旗息战，不问久暂，均属卖国之行为。欲达禁烟之目的，必须由国民政府采定全国一致遵守之计划。拒毒团体更须奋斗不懈，千万不可放弃坚忍与不妥协之奋斗决心，永远抱定彻底不降服之政策。”由此看来，禁烟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与孙中山的精神一致，褚辅成对鸦片流毒深恶痛绝，在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期间，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手段，禁烟成为褚辅成政治建设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褚辅成文存》所见最早的一份禁烟文件，是1911年12月13日的《批杭州府民事长禁烟呈文》。在杭州起义胜利后，褚辅成担任浙江军政府政事部长。据《申报》记载，杭州府民事长提交了禁烟章程、凭照等有关文件，请求批准，《批杭州府民事长禁烟呈文》就是褚辅成撰写的批文，禁烟是政事部部长褚辅成所关注的重点。1912年2月27日，民政司（即原政事部）司长褚辅成下发两则《禁烟令》电讯给各属军政府分府。其一指出：“华产鸦片前已电达内务总长转行各省，禁止运浙销售，业蒙准行，所有本省出产土浆，除遵照公布案暨先后文电售制戒烟药外，无论本省外省，一概禁止运销。”这则电讯斩断了运送销售鸦片的渠道。第二则电讯则是禁止栽种鸦片，说明褚辅成对禁烟的态度，是要真正落实的，他要亲自参加巡视，并对下属有关部门不认真执行者采取严厉措施。据谢一彪《南湖文化名人褚辅成》记载：“褚辅成规定严格的禁烟奖惩制度，凡是禁烟不力的官员，严惩不贷。临海县知事冯杰因‘玩视烟禁’而被撤职，玉环县知事詹泰钟因对境内私种私吸查处不力，受到记大过二次处分。浙军财政总金库长钟寅宾在警署对面‘财神菩萨家’开灯吸烟，被当场抓获，被该库课员温玉私行保释。褚辅成见报后，立即指示杭县民事长，将烟犯按律惩处。”

反对洋商破坏

1911年11月，浙江军政府成立后，在政事部长褚辅成的主持下，不但勒令关闭全省土膏店，即使外商鸦片从浙江过境，也予以查获。褚辅成处理了一起巡警稽查英商过境鸦片事件，体现出一位革命者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气概。褚辅成撰写的《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记载了这个事件：“由沪连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以前清与英协定十年禁绝，今未满期，不应遽禁运售为理由，向军政府提出抗议，英总领事屡到政事部交涉，政事部长答复：‘通商口岸并未禁止英土进口，内地施禁，绝对不受条约约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英总领事竟出恫吓之言，政事部长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省禁烟决心决不动摇。’英国公使见浙省当局态度坚强，不能威屈，转向南京政府交涉。”时任政事部部长正是褚辅成。此外，褚辅成还运用智慧，巧妙处理了上海土商勾结外国浪人在杭州的日本租界开设土店事件。其做法是派出警察包围租界，逮捕越过租界购买鸦片者，不久该店自行关门。1912年，褚辅成下达通令：“照会各海关遇有私运本省所产土浆出境，外省所产土浆入境，一律扣留、销毁，以符条约而重实行。乃闻有等不法商人胆敢藉口洋商随便售卖洋药，破坏烟禁，万难稍予宽纵，合亟通令各县知事暨禁烟局董并各警署长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遇有查获是项烟犯，一律移送法院或执法长按律惩办。”这些禁烟措施的执行，使浙江境内禁烟的成效逐渐显露出来。1912年8月，褚辅成因禁烟触犯英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被解除了职务。

谋划帮扶戒瘾

对于普通的烟民，褚辅成予以理解和同情。在《致王一亭函》中，褚辅成提及烟民被强制禁烟后的困苦状况：“一老大鉴：顷承浙江省特派禁烟委员陈凌云君告知浙省台属烟禁私种一项，确已完全禁绝，唯查全属烟民不下七八万之多，此项烟民以购置甚便，故吸食较多，一旦本地来源顿绝，其违禁固属可恨，其困苦实为可悯，亟宜为之迫切并施设法戒绝，并须为其断瘾后宽筹谋之路，俾斯资自新。”20世纪30年代，“中华国民拒毒会”曾对烟民基本情况作过调查，多数是因病吸食，而贫困者占大多数。褚辅成一方面为这些烟民设法戒除毒瘾，另一方面还要为其谋划生路，正如信中所言：“现各区戒烟会及各乡镇戒烟分会已设立数十所，并拟开设工厂，为一般贫窭烟民戒断后入厂习艺，唯是项戒烟药品之购办与夫工厂设备之基金，非筹集大宗款项无以着手办理。台属向称贫瘠，自种植鸦片毒卉铲除后，农村经济益形匮乏，实难再责之于地方。而公家以政费支绌，亦未能拨款兴办。”褚辅成早已被解除了浙江军政府民政司司长的职务，又因反对军阀孙传芳被通缉，不得不避走上海。此时他是以非政府组织“全浙公会”主席的名义发出的信函。由于王一亭创办“上海中国济生会”广行慈善事业，所以在信中褚辅成向王一亭恳求：“拟请由济生会振助巨量戒烟药品，以挽救黑箱浩劫。如蒙拨助巨款，开办工厂，以惠烟民，尤深感祷。”褚辅成诚恳放低自己的姿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穷困烟民戒瘾谋生。

反对“鸦片公卖”

1928年1月10日，《浙江省政府公报》公布法规《浙江省禁烟条例》，该《条例》指出鸦片等毒品的制造、运输、贩卖、藏匿、吸食等行为都是被严禁的，违者处罚。《条例》还规定了禁烟机关，省设禁烟局、禁烟监察委员会、高级禁烟法庭；市县设禁烟处、禁烟监察委员会、戒烟药膏配发所、戒烟医院、初级禁烟法庭。法律规章中既有严厉惩罚的措施又有配套戒除烟瘾的机构，相当完善，但是它并不全然等同于社会现实。未曾料想，当局政府由于财政匮乏，竟打起了鸦片的主意。《浙江民政月刊》1928年第7期刊登特载——《朱厅长对于浙江禁烟问题与新闻记者三次之谈话》 ，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在回答记者关于浙江禁烟问题时说道：“惟觉浙江鸦片流毒，经民国三四年严禁后，现在虽未尽泯，但比之别省究属比较流毒较少之省份，果能认真继续严禁，未始不能于短期间内扫除净尽。”而对于“鸦片公卖”的现象，朱家骅是予以默认的，他解释道：“省政府因既须顾到北伐军饷，尤须贯彻禁烟宗旨，故所采用之禁烟办法，不能不委曲求全。”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鸦片的公卖价格应该逐渐提高”，从而让“吸烟者自能摄于重价而自行戒绝。”有良知的记者猛烈抨击“鸦片公卖”，指出了问题的实质：“禁烟局招商售土，牵延登记者，事实表现，处处为收入计，不为禁烟计。”

褚辅成坚决反对所谓“鸦片公卖”，一旦这种政策执行下去，只要缴纳了税收，那么无论是吸食、种植、运输、贩卖鸦片的行为就都是合法的，那么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禁烟措施的种种努力就将毁于一旦，此时没有实际权力的褚辅成忧心忡忡。1925年5月10日，褚辅成以“全浙公会”名义向各社会团体发出“反对本埠售卖鸦片电”，“本埠”指“全浙公会”所在地上海市。电讯指出上海公然贩卖鸦片有碍国际信誉、有损禁烟成效，褚辅成希望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推动禁烟运动的发展。据褚辅成长子褚凤章好友骆正葵《慧老往事数则》的回忆，1929年，宋子文以筹措军费为由实行“鸦片公卖”，在杭州设立了公卖局，引起褚辅成与马寅初的强烈愤慨，二人在公卖局前宣讲鸦片的毒害，并指挥民众把公卖局捣毁、砸烂了公卖局的牌子。可见，对于禁烟拒毒，褚辅成是身体力行、冲锋在前的。1931年6月，褚辅成又向国民政府主席致函，他希望通过劝诫国民政府的领袖来达到禁烟的目的。由于褚辅成与各方面的努力所造成的社会舆论压力，“鸦片公卖”终于销声匿迹。

王天松著《褚辅成年谱》记载：1940年1月，褚辅成被聘为川东禁烟禁毒监察；4月出席国民参政会提交《请政府加紧禁烟，并统一全国禁政机关，以宏实效案》；8月任四川省烟毒总监察督察团副团长（代理团长职）；9月在成都开展省垣烟毒检查工作、在川东严厉禁烟；年底赋诗谈及禁烟：“腰缠金印却非官，治蜀先型猛济宽。卅载事功重擘画，万州山水尽盘桓。剧怜田舍耕农苦，遥念沙场战士寒。国难当殷何日已，又逢岁首敢言欢。”在诗中诗人联想到沙场的战士，其实在禁烟的战场上，诗人又何曾不是一个勇猛的战士？“猛济宽”出自左丘明《子产论政宽猛》：“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或许诗人联想到了留日回国之初，就曾参与创办竞争体育会组织禁烟活动，还编写禁烟歌：“万事无如戒烟好，良田千顷为它抛，华屋广厦为它耗，壮健身体为它消，万事无如戒烟好。”战斗与劝诫成为褚辅成禁烟事业的一体两面。

综上，禁烟拒毒是褚辅成一生从未改变的精神追求，是他从事革命和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他也以实际行动呼应这种追求。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他采取雷厉风行、严厉果敢的禁烟措施，以肃清鸦片流毒。面对洋商破坏禁烟措施，褚辅成不惧威吓、严惩拒斥，打击了洋商嚣张的气焰。他又理解、同情贫苦的烟民，去职之后，他仍利用影响力为他们出谋划策，解决戒毒及生活的困难。对于“鸦片公卖”的行径，褚辅成坚决反对，他谆谆教诫当局者须改弦更张，维护了革命、建设成果与人民的利益。

（李湖江，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