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梅先
竺梅先是近代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抗战时期，目睹大批儿童流离失所的惨状，竺梅先决定筹建灾童教养院，在当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养育了600多名难童。
一
1938年初春的上海，满目焦土，遍地战火，竺梅先目睹此况，忧心不已：“吴淞、闸北概成焦土……老壮俱亡，间留细弱……菜色鹑衣，伶仃载道，怙恃既失，身世何依。”为此，他决定筹建一所灾童教养院，收容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童。1938年4月，竺梅先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上发出倡议：“此辈之需待教育，视衣食尤亟要。”随即，灾童教养院筹备处在宁波路86号设立，“其使命固不仅仅为怜悯灾童而施以拯救，盖寓有培扶国脉之重大意义也。”
为了筹建难童教养院，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捐助，竺梅先积极奔走，力邀尚在沪浙地区的社会名流加入院董会，还特意邀请外籍人士加入院董会，并定名“国际灾童教养院”，自任院长。夫人徐锦华完全赞同丈夫拯救难童、为国分忧的义举，她亲任副院长，主管全部院务，成为竺梅先最好的帮手。两位院长亲自去各收容所介绍教养院，并接收难童及流离失所的学龄少儿。
为了给孩子们选择一个安全、宽敞的庇护场所，竺梅先最终选定了浙东奉化忠义乡废弃的泰清寺作为院址。从1938年7月起，竺梅先调运扩建院舍的建材，生活必需的铺板、棉被、草席、锅碗杯盆、毛巾牙刷，以及教学所用的课桌椅、黑板、教材教具、书本纸张、笔墨文具等必要物资，甚至音乐课的风琴、体育课的各种器材、图书馆的书籍、誊印教材试卷的油印机……由水路转陆路，送往泰清寺，最后二三十里小道无法车行，则由人挑肩扛，将物资运送进去。
8月31日，约400名灾童及部分教职员，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整装待发。临行前，竺梅先寄语：“毋忘国仇家恨，应发奋自强，努力学识，强健身体，将来要为国家牺牲奉献。”9月2日，难童们到达泰清寺。因战事紧张，海航全面封锁，第二批灾童经烦琐的运作安排，于11月9日离沪。至此，在战火笼罩人人自危的紧急关头，竺梅先挺身从上海拯救了难童共505名。
此后，宁波地区又陆续送来抗战将士及烈士子女、当地贫困儿童数十名，加上附近村落走读学童和员工子女，达600人左右。院童年龄最小的仅4岁，最大的15岁，酌情编成9个学级及幼读班。竺梅先夫妇年幼的儿子竺培基、竺培国也在教养院和大家同吃住同学习。
扩建后的泰清寺是难童们的新家。这里设施完备，有9个教室、8个通铺大寝室，饭厅、浴室、图书馆、医务室等一应俱全。寺庙的大殿改为大礼堂，南大门前辟成了球场，寺前的琅溪修成了游泳池，小溪外侧是生产农场，内侧是大操场。院内还架设了发报机，以备对外联络之需。教养院聘请了约70多名教职员。
教养兼施、德智体技并重，始终是竺梅先奉行的办院宗旨。两位院长制定了教学大纲，初小学生以识字、计算为基本要求，同时还要学习英语。初中科目的教材由教师选编，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都被收入国文教材。教养院还着意教授孩子们一项技能，如会计、机械、农艺、手工等，女生还要加授看护、家事等，既培养了学生们热爱劳动的习惯，也为将来的谋生自立奠定了基础。
竺梅先经常为全院师生作报告，“爱我中华”是他向学童们灌输的最核心思想，他还引用自己少年时学到的“天道酬勤、厚德载物”等古训来教导孩子们，以培养他们树立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每周一的第一课，学生们高唱院歌：“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歌声鞭策着同学们牢记血泪历史，奋发努力向上，这首院歌也镌刻在每位院童的心中，伴随着他们的一生。
二
1939年秋起，浙东连年粮荒，天灾人祸。教养院第一大宗支出的“粮食一项，则此增殆三十五倍”“布价则七八倍”。为了解决教养院师生的吃饭问题，竺梅先频繁奔波于浙南等地区筹粮筹资。鉴于竺梅先创办灾童教养院的社会影响力，从1938年7月至1940年底，上海和宁波各界人士纷纷捐款。
竺梅先在决定创办难童教养院之时，即已做好了毁家纾难的思想准备。早在上海沦陷之初，竺梅先即严词拒绝了日寇的拉拢利诱，宁可苦心经营的实业全毁，也绝不向日寇屈服投降。1941年开始，教养院的巨额开销全部由竺梅先独自承担。面对重重艰难险阻，竺梅先曾说：“院童以教育为重，纵可使其勤劳，须无妨于学问，兼筹并顾，而后敢行。”有院童回忆道：“竺院长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表示过：‘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学业进步，我梅先即使破产，也在所不惜’。”他把养育这些难童，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一封信函中表示：“独念此五百二十名之儿童，类皆勤敏力学，颇知奋勉，教之三年，粗识立身报国之道，且多亡其亲属，以院为家……梅先既当重任，岂敢爱惜精力，唯有极思尽虑，别求补救……而其实毁家不惜，早矢沉舟破釜之忱。”在资金最困难的时候，竺梅先抵押了两大纸厂和轮船公司的股票，又变卖了全家所有值钱的东西，真正做到了散尽万贯家产，以“用我们的鲜血灌民族的嫩芽”。
1941年4月宁波地区沦陷，泰清寺周边不远就有日伪军驻扎，教养院也曾屡遭日寇袭扰，皆被院长和师生们机智化解。当时国民政府曾派员前来调查，向上呈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该院规模宏大，设备完美，教养并重，管理严密。灾童均能刻苦读书，成绩尚佳……竺院长夫妇热心救济……其精神毅力殊足以励末俗而裨抗战。”
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使竺梅先的健康严重透支。1942年，他终于倒在了筹粮的途中。弥留之际，他叮嘱夫人徐锦华：“一定要好好把这些孩子们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竺梅先逝世时年仅54岁。
竺梅先辞世后，教养院的经费、物资更加困难，师生们的生活也愈加艰难，但大家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院童们早已把教养院当作温馨和睦的大家庭，大家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徐锦华发誓要完成亡夫的遗愿，严词拒绝了汪伪接管教养院的企图，说：“我宁愿忍痛解散，也绝不叫一个我的小囡做汉奸的工具。”这句极具民族气节的话，在以后海峡两岸院童的回忆录中被多次提及。苦苦支撑一年后，徐锦华对每个难童进行了妥善安置，孩子们被安排去四明山加入抗日武装，去各类学校深造，去后方工厂务工，请家长领回……之后，徐锦华即着手结束了教养院的各项事宜。
三
竺梅先是近代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他13岁在上海同乡开设的何元通五金杂货店当学徒。辛亥革命时参加同盟会。后受革命党派遣，在长春开设均益呢绒店。回沪后自办民生工艺厂、一新印刷所等。1925年“五卅运动”时担任虹口六路商界联合会会长。1929年入股大来商业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0年、1931年创办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任经理，首创生产国产卷烟纸等。1932年联合多家造纸厂，在上海成立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其间创办上海丰余公行、宁波大新军服厂，兼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并曾任上海大沪银行董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组织第34伤兵医院、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创办第17伤兵救护医院，分别救治伤兵250余人和923人。目睹大批儿童流离失所的惨状，他又作出了一个决定：筹建灾童教养院。竺梅先夫妇养育的600多名难童，没有辜负长辈们寄予的“下之使其立身，上之乃能报国”期望，成长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而竺梅先的幼子竺培国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幸牺牲，长眠在烈士陵园。
院童中有一位叫彭长根的孩子，出生在上海浦东，当年“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尖，逼离了家乡，孤苦伶仃地流浪在上海仁济堂门前的街檐下……与死神作着最艰苦地挣扎”，他在教养院这个大家庭中“享受到人间最真切、最温馨的慈爱”。为感恩竺梅先给予他的新生命，改名为彭竹予。如今他定居在中国台湾，由于“始终忘不了两位院长赐予我的恩泽”，曾6次专程来到教养院旧址拜谒。他将这里视为“生命发源地”，他评价竺梅先：“将短暂的一生，赤裸裸地奉献给国家，慷慨地遍撒在苦难的大地上。”这发自肺腑的心声，足以证明海峡两岸的人们对爱国的认知是同样的。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竺梅先、徐锦华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义举，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作者：李瑊 盛晓娜，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