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许金生主编的《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成（一九〇九—一九四一）》（日文影印版，线装书局2014年版）（以下简称《史料集成》）出版后，我们治中国新闻史的同仁不禁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日本人当年收集的有关中国报纸、刊物、通讯社情报的第一手资料。为便于不谙日文的读者阅读、使用这批资料，我们以鼠吞大象的气概，决定对此书进行翻译、校勘，同时对这批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与补充工作，于是有了这套《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全四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10）。

本书资料来源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据《史料集成》介绍，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外务省开始注意调查中国各地的报刊发行情况。1908年下令所有在华外交机构按照规定项目对中国报刊等展开调查。这是对在华报刊普查的开始。第二年，即1909年，外务省又下令今后每年调查一次，并指定调查项目，规定报告格式、报告提交时间。普查由此成为定期调查。外务省收到各地报告后，当年或隔年汇编成册，内部印发给相关部门。这种定期调查至少持续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

1909年10月日本外务省给驻华外交机构发出的对所在地报纸进行定期调查的指令

经查，这种报告集从1909年至1937年29年间，缺1914年、1921年、1923年、1927年、1935年五年。为使史料尽可能完整，《史料集成》的编者又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觅得1923年、1927年各地日本领事馆的原始报告，自行编辑补入。

除了定期普查报告之外，还有一些专题调查报告，大都为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外交机构等为对华战事需要而作的调查，如《有关上海“小报”的调查》（1929年）、《有关七七事变后上海发行的左倾报纸等的调查》（1937年）等。《史料集成》将专题调查报告一并收入，编成一册。本书也悉数翻译，不作更改。

以上情报报告集的日文原件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已解密向公众开放。为方便读者查核，特将相关档案卷号附录于后（见附录二）。

定期普查报告的对象，涉及在中国土地上发行的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各语种的报刊，还有中外通讯社和通讯员。其中报刊的总数，1909年，中外文报刊仅122种，1919年达到378种，1925年达到495种，1933年达到542种；受调查的通讯社，从1919年的20家激增至1925年的227家。

定期普查报告涉及的城市，一般以日本领事馆所在地及管辖的地方为主。1909年的报告集有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吉林、铁岭、奉天（今沈阳）、安东、辽阳、牛庄、芝罘（今烟台）、济南、青岛、上海、苏州、杭州、南京、芜湖、汉口、长沙、重庆、成都、福州、厦门、汕头、广东、香港等27个城市。1915年的报告集增至40个城市。1922年的报告增至50个城市，其中东北的城市突然增多，增加了抚顺、本溪湖、四平街、珲春、开原、掏鹿、农安等。1929年的报告集增至62个城市。1936年的报告集激增至89个城市，不仅东北地区增加，而且内地也有增加，如在安徽竟深入到巢县、宣城、当涂、屯溪镇、大通、无为、含山、六安、阜阳等，中西部亦延伸到开封、洛阳、西安、贵州。显然，定期普查城市的拓展和深入，和日本侵华的脚步是同步的。

各地调查报告形成和上呈的时间，一般是在当年年底或翌年年初。而外务省汇总各地报告，编辑印刷发行一般是翌年下半年。所以在报告集中阅读到的内容，一般是前一年调查所得的统计，至多是当年上半年的补充加入。本书中，因1923年和1927年这两年是译者据原始报告汇集的，所以都标示了当年的调查时间。

本史料汇编从《史料集成》翻译编辑而来，翻译是基础性工作，翻译的质量决定本书的质量。本书的翻译遇到一些特定的困难。报告集是当年日本外务省根据各地领事的书面报告排字印刷的，而各地领事的原始报告不少是手写的（越是早期越是如此），有些报告字迹十分潦草，即便是油印的，也不乏字迹模糊之处，因此排版印刷时误排的情况大量存在，尤其是中外人名，甚至原文有些文字因印刷质量差而难以辨认。为此，我们贯彻“尽量保持原貌”的原则，除通过校勘纠正明显的差错外，保留不同年份的地名次序，保留同一报刊不同年份的创刊日期、人名差异，保留原文的叙述等，以利于研究者获得对原貌的认知。

但需要说明的是，对有些地名、编排、撰述的内容“保持原貌”，并不意味着翻译者、编辑者对此认同。如原文中有些地名完全是日本入侵者的称谓，比如“满洲国”“南满”“间岛”等。又如有些年份的地名编排、人口统计，将中国东北地区、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内地割裂开来。再如报告中大量的对相关事件、相关人物的评价，明显是站在日本入侵者的立场上进行褒贬。译文虽然照原意翻译，但绝不表示我们认同其立场和观点，只是保留研究所需要的“原貌”而已，务请读者理解。

本书的学术价值除提供确切的翻译之外，还包括校勘的工作。情报史料的翻译，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力求准确。而校勘的任务是辨误，然后纠正或存疑（在缺少可靠依据纠误的情况下存疑，提出存疑也是一种发现）。事实表明，《史料集成》的原作者是日本派驻中国各地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他们进馆的时间有长短，对当地报刊的了解有深浅，加之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隔膜，因此情报的准确程度是参差不齐的，许多地方有差错和偏误。而1909年至1937年的我国社会，处于战乱不断、政局多变的动荡之中，各地的报刊时兴时衰，转营、更名屡见不鲜。不时更换的日本情报人员要将报刊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绝非易事，发生错误是难免的。由此可见，校勘不可或缺。

校勘的对象是报刊名、创刊年月、办报人、主笔、办报地点、刊期等，这些构成报刊存续的基本要素。不首先将这些搞清楚，就无法探究报刊创办的原因和背景，更遑论研究其他。报刊的具体创办背景、政治倾向、经济来源、组织变动等不属于本书的校勘对象，属于使用相关研究者的任务。校勘要斟酌研究，但校勘不等于研究，校勘只是研究的基础。本书校勘的依据是中国新闻史现有史籍，包括报刊名录、编年史、地方新闻（报刊）史志、资料集、图书馆藏报目录等（详见本书“校勘参考书目”，附后）。以上基本上属于间接证据，可直接、最有力地佐证各报刊构成要素的是至今散存于各地的当年报刊实物和档案材料。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时局变动和战乱，大多数报刊实物、原始档案已经散失了。本书要依据直接史料校勘已力不能及。相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以纠正本书未及纠正之偏误。本书的校勘成果以脚注的方式加以体现。

本书是一份宏大的极其难得的史料集成。它涵盖了我国近三十年间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从中部到西部几十个城市的报刊、通讯社等新闻事业概况。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它勾勒出不同年份在同一城市的报刊和新闻界的概貌（尽管也有缺漏），对几个新闻中心城市叙述尤其详细，如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现有的中国新闻通史，往往只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纵向概述，较少有同年份全国新闻界的俯瞰；现有的地方新闻史著作也往往只有重要报刊的阐述，较少兼顾到面上的各类不同的报刊。至于对各个城市的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更是鲜有专著介绍和研究。现在有了这本资料集，我们可以全方位地“巡视”全国新闻事业，并展开相应的研究了。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由于地方割据、政权频繁更迭，我国没有统一的持续进行的全国报刊、通讯社的调查统计。即使个别人做了一点（如1934年胡道静的《上海的日报》、1936年许晚成的《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等），也勉为其难，无法周全。反倒是日本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

自然，日本人并不是特意为我们做的。日本外务省展开的对中国主要城市报刊、通讯社的长期跟踪调查，完全是为日本侵华战争做准备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无缘无故对邻国的新闻事业如此上心。在今天看来，日本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反映中国近代报刊与通讯社概貌的完整的史料。日本人的情报是当年的即时记载，在间接史料中价值很高。“从周边看中国”，认识“自我”，他人的调查评价也可以丰富我们的视角。只要对其立场、观点保持清醒的认识，昔日“敌人”的情报也是可以为我所用的。而且因为是为日本侵华采集的情报，对其真实性、准确性有严格的要求，这恰恰提高了本书的可信度。

粗粗浏览一遍，可以发现本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或者注意到但没有认识到全貌的。例如，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渗透，用金钱收买股权控制，或直接在华办报。在华外文报刊中，日文报刊实际上是最多的。有一个时期，东北的一些城市甚至只有日文报刊，而无中文报刊。又如，1916—1919年，广东的新办报刊达到一个高潮，但寿命都很短，其背景错综复杂。再如，本书对通讯社在中国的出现、兴起，以及各地通讯社名录有详细的统计，这恰恰是以往新闻史所忽略的。以上举例可以说是挂一漏万，本书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千头万绪，相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会抓住头绪，展开一个又一个研究。

本书2016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的社科基金中立项。研究课题组由复旦大学秦绍德、许金生、林溪声、邹波等四位教师组成。许金生、邹波负责翻译工作，译文由许金生审定；秦绍德、林溪声负责校勘工作，由秦绍德最终定稿。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龚莲娜、李喆兮、王晓雨、刘麦琪等参与了翻译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史立丽自始至终参与了史料汇编的定向、版本设计、释疑、审阅等工作。本书在出版阶段获得了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编纂属于科研基础性工作，我们愿意为夯实中国新闻史的基础做铺路石。今日的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定会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

今日荐读

内容简介

20世纪初，出于对华文化渗透、侵略之需要，日本外务省制定了严密的调查中国报刊的制度。日本在华使馆、领事馆从1909年开始每年向外务省报告当地的报刊、通讯社状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

本书即根据1909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驻地等进行的一年一度的调查所撰写的报告翻译、校勘而成。全书分定期调查报告、调查杂录和附录三部分。

本书的主体部分即定期调查报告一般由主要城市新闻业概况、报刊名称、政治倾向、持有人或社长姓名、编辑与主要记者姓名、创刊时间、发行量、备考等构成，调查时间前后历时二十六年，调查的报刊、通讯社，最多的年份分别达五百多种、二百余家，调查的城市最多的年份近九十个。校勘者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对调查报告的要素进行了考订和校勘。

本书详细勾画了近代中国各地新闻事业的概貌，必将极大地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亦有助益。

主编简介

秦绍德，本书主编，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报业理论与实践、舆论生态与主流媒体、宣传心理等领域的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闻事业史》（多卷本）、《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三卷本）的编撰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与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研究》。个人专著有《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宣传心理学》等，论文有《论“申报·自由谈”》《上海城市发展和传播》等几十篇。

许金生，本书副主编，祖籍镇江，1962年生于江苏如皋如城，1985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先后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日本立命馆大学博士学位。原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有近代中日关系史等，著有《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无声的炸弹——传单上的抗日战争》《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