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国画画派之一，又称“海派”，或“沪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
清朝末年，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旗帜，形成“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代表画家有“清末海派四杰”：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和蒲华。
综述
“海上画派”是19世纪中叶（1843年）至20世纪初（1927年）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海上画派”所倡导的一种新的绘画审美观念与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画家们的创作仍具有益的启迪，今天仍能从现代中国画家们的笔端感受一二。
“海上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和上海这座新城市的崛起直接相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海滨小渔村，黄浦江上仅泛几只小渔船，自1840年开埠，上海既成为西方殖民者渗透中国的桥头堡，又成为中西文明的交融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它已经成为一座由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共同作用下的近代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具魅力与活力、光华四射的大都会。上海这样一个繁华都会的形成，吸引了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才到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淘金地。富商阶层可在此寻找商机，达官贵人可在此享受奢华生活，知识分子可在此觅得更多知音，年轻学生可在此学习新知，艺术家当然也不能例外。
历史有时就像一个万花筒，有些偶然的、并不经意为之的因素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巨大而富有转机的嬗变。海派书画艺苑在清末民初之际，与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这批从宫殿官场上退下的高官、名臣、大吏不期而遇，而改朝换代的时代洪流又挟带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这个新崛起的艺术流派。于是，历史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种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这批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人禀性正直而为人友善，清刚自律而政声良好，颇得时誉。只是他们怀着“一士不事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传。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画家，带着吴门派、浙派、扬州派、金陵派、虞山派及毗陵派的遗风走进上海，如杨伯润传扬着虞山派脉绪，齐学裘则带来石涛的气息，张熊则把恽南田及吴门画挟风带雨进了上海，任伯年带来了陈老莲的风格，朱梦庐带来的是华新罗的气韵。
在当时的上海，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正由于商业因素的极大介入，海上画家逐步适应了新的环境，并开始求新求变，从原先日渐封闭保守的中国画壁垒中突破出来，将自己的视野放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个性鲜明；重视诗书画印诸方面的修养，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雅俗共赏；借鉴吸收外来艺术，凸显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形成了著名的“海上画派”，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的审美需要，从而成为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
画风
海上画派，上承唐宋传统技艺，吸取明清陈淳（白阳）、徐渭（青藤）、陈洪绶（老莲）、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等诸家之长，又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旗帜，形成“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
海派借鉴民间与西洋绘画艺术，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在“正统派”外别树一帜，融贯中西，独成一派。
就内容来说：花鸟画最多，其次为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几点特点。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是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其三是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
其四是强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类画作出现，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现出此画作其来有自，已开始有形式化的趋向。
风格
“海上画派”的主要画家有：“清末海派四杰”即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和蒲华。
赵之谦的作品，善于将篆隶书法功力融入画面，风格浑朴秀劲，花卉设色浓艳，宏伟富丽，以象征吉祥。
吴昌硕也以书法、篆刻入画，作品金石味浓郁，风格沉着雄肆。他除花卉外，兼长人物、山水，画面题诗文以吐泄豪情，即使意境丰富。吴昌硕治印也很出名，他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
“四任”中以任颐(字伯年)最著，他善于画人物、花鸟，所作受陈洪绶影响，略作夸张，线纹坚劲凝练；而又吸收民间设色技法，色彩明丽。任颐好民间故事、历史人物入画，如《钟馗》、《凫荷图》、《风尘三侠》、《吕布与貂蝉》等，雅俗共赏。
两个画派皆有世俗化和平民化的特点，而岭南画派吸收西画与日本画的元素更多一些，更注重实景写生，较之传承性强的海上画派，其绘画作品的真实感和生动感更为强烈。
意义
由于海上画派有特殊的形成背景，诸如重视师承的关系，也得到赞助者的支助，因此很容易形成志同道合的团体，这也就是书画团体的成立，对中国画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台湾光复后的中华民国画学会、七友画会、八朋画会，就是这项活动的具体事实，姑不论其对于绘画创作有何影响，就美育理念上，认同传统与现实的协调，有某种程度的意义。
然就海上画派的形成风格，与对后世的影响，仍具有明显的痕迹中，就以管见分述于后：
一、与社会的结合，绘画对中国人来说，与修养心性同义，虽不乏有职业性质的画家，但历来大都为业余为多，上海画派应运社会发展的需要，除了应酬之外，以书画为生者颇多，并列为身份、仕绅、富豪的象徵，至今台湾地区尚有此现象产生。
二、讲究师承，注重门派，若理念画法相通，则利益与美质相融，师门之外，排他性极强，这种现象虽然是中国人的君子之争，仍处处可见互相排斥的事件发生，台湾地区往昔在公办展览上，就有门派分配或师徒一式的作品出现。
三、注重画法，包括题材的讲究，大都是以古人画作为本，缺乏自主性的画题，虽应运民间审美需要，而有较鲜丽的颜色，仍然存在仿古范畴内。对于较具开创性的书法，并没有多大的研究。
四、画境保守，中国画形式与内容，来自综合性的表现，诸如诗、词、文学、印章等，都能在作者画境需要上有所感悟、有所新意，然在海上画派的画境中，大都引自他人的词句或内容，未见有较创新的意境出现。除了少数能对现时生活有所批判、如齐白石的感悟之外，但他已经不纯属海上画派了。
人物
就比较常被讨论的画家，依其画风可略提几位代表性的画家，以为进一步深层研究的参考。在此可分为：
朱熊，工花卉，师法白阳山人，尤有简逸之笔；
张熊﹝花卉册1872﹞，工花卉，画风保守，晚年作没骨、水墨淋漓，用色艳而不俗，子弟甚多；
王礼，习花卉，取径新罗、陈老莲、恽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
周闲，号范湖居士。善花卉蔬果，师法陈淳，恽南田等，风格儒雅秀挺；著名晚清词人，工篆刻；与任熊友挈。海上四杰之一蒲华曾跟周闲学过绘画；
任熊，构图奇特、变化多样，善人物、花鸟等，与任熏、任颐、任预等人被称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
朱偁，初学张熊花鸟，后师承王礼，从其学者亦多；
钱慧安，以人物画为多，花卉次之，从其学者亦众；
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师其兄任熊之笔法：吴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鸟等为专长；
任颐，花鸟、人物走兽均佳，画风更近民间现实精神。
此一派风格，延续在中上层社会中，所传承之美学理念，除了文人画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实题材，有借景写意的意义，并且开始有西方式的写生事实，显然受到近代西方美术观念的影响，其影响近代五十年的中国画风，也历历可属。
赵之谦，书画皆佳，善金石考据，画以花鸟画为佳，笔调涵有金石气，即枯湿浓干白，以书法线条为行笔方式；
蒲华，以青藤、白阳为宗，笔墨恣肆、奔放、真率。学生杨士猷传其方法；吴昌硕﹝紫藤1919﹞，书画印均为所长，行笔如写，画境质朴，力求画面光整与平衡，受其影响者如齐白石、潘天寿等等；
高邕，以书法为主，用笔深重，画宗八大、石涛，对于书画活动贡献大，此画派特色，均强调画法如书法，书画同源，以书法笔法应用于绘画形质，力促笔墨的老辣古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