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学术对话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邀请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多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交流。
郑筱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级高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本学术对话主持人)：
进入城镇化后半程，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口流动趋势变化等，均对高质量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新市民“住不下、融不进”、区域城乡发展尚不均衡、保护与发展矛盾突显等问题依然存在。随着人口和国土空间格局的进一步优化重组，如何消除人为的身份划分与空间隔离，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手段，响应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需求，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永续发展、人地和谐、城乡共生、空间共享的城镇化中国道路，迫切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思考与探索。（《共同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道路》）
尹 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从以人为本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更多的是要关注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需求，响应多元人群主体全面发展的诉求，促进人的高质量发展和人的现代化。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制度设计基本完成的情况下，重点是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住得下、融得入、过得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中心城市崛起，到现代化都市圈的培育，再到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直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很多变化。（《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若干重点问题》）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人家里家外传统与西方人公私传统存在逻辑上的区别，尽管养老、生育、家庭生活救济、家暴等已经变成公共议题，但诸如家庭照看、家务活的劳动价值、老人居家保护、家庭闲暇、留守儿童等并没有很好地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家庭问题的公共性并没有被建构出来。“家安则国安”。为了家庭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化，不仅是家庭保护，而且是家庭发展，也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这种发展包括更善的回应、更小的代价和更少的伤害，这三者应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进行政策设计的基本维度。（《城市治理如何促进更强大的家庭》）
卢庆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总体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城市群与都市圈研究分中心主任)：
进入新型城镇化2.0阶段，新型城镇化面临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适应中国城乡发展的结构性转换的新要求，城镇化进程迈入质量提升期，城镇化格局迈入结构优化期，城市发展迈入系统治理期，乡村振兴迈入全面推进期；基于全面满足不同类型、地域、代际人群自主、多元、公平、全面的发展需求基础上，从以人为核心走向以人民为中心，需要从人的尺度升级为人民/社会的尺度，既关注个人需求响应与全面发展，又关注社会公共需求与共同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进展、任务与挑战》）陈明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走中国特色、根植于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确立并不断完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论思想、战略内涵和发展成效,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实践。如何应对城镇化发展中不充分、不平衡和可持续的三大挑战，是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也是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和营造更加宜居的环境为着力点，持续改善民生，增进城乡居民福祉。（《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张蔚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
研究表明，如果府际合作双方的行政地位、发展资源严重不对等，则难以实现对等、有效的沟通协商，增加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反而会导致扩大区域不平等的潜在风险。因此，应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城市集群的契机，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社会经济综合规划等，引导城市间开展全领域、多方位的互惠合作，完善府际合作网络、助力区域一体化；另一方面，要正视地方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诉求与区域整体利益间的潜在矛盾，通过上级政府的权威介入，引导地方政府间达成共同行动规范和差异化权责配置，进一步降低府际合作网络的不均衡性，推动长三角等城市集群内部的府际合作网络高质量发展。（《府际合作能否改善城市资本错配？》）罗小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回流城镇化是2010年以来外出务工人员向出发地回流的新现象，其中以中部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引发了以县城城关镇为中心的城镇化。这一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回流城镇化对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规划有三点启示：一是回流城镇化给地域均衡发展带来一定契机；二是要更加重视县域中心(城关镇)的高质量发展，避免城镇收缩；三是在回流城镇化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回流城镇化的思考与启示》）高晓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学科负责人、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基于10个省(市)80多个移民安置点的实地踏勘、工作座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数据分析，发现目前三峡外迁移民已基本适应安置地的生产生活，适应性和稳定性较好，但脆弱性较高，即移民群体的风险感知及面临困难时的抵御和恢复能力不足。未来的移民政策方向应从“帮助移民适应”转向“帮助移民提升抗风险和恢复的能力”。一是改变特困户扶持方式。二是调整稳定性工作目标，减少对移民户籍流动的限制。三是加大对养老和健康服务的后期扶持投入力度，降低移民脆弱性，增强抗风险韧。四是深化移民与安置地的社会联结，增强移民认同感。（《我国人口空间重组中的移民属地融合与社会稳定》）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原执行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新时期城中村改造的战略转型具体表现在目标转型、改造方式转型、利益相关者结构转型、结果转型四个方面，包括以人的发展替代局部空间优化，采取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多种改造方式，由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企业三方转向增加新市民和城市整体利益五方利益，由单一空间优化和政府财政转向同步实现全体人民住有宜居等。将城中村改造和可支付健康住房相结合，以此支撑人力(健康、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底层支撑。（《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目标重构与规划治理范式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