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3-5日召开的第四届健康中国创新传播大会暨第九届中国健康品牌大会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

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首席顾问 

董关鹏

接受了媒体采访

您如何看待我国健康传播事业的发展？

我认为中国健康传播事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传媒界人士和医学界人士互相奔赴的时代，大家自觉自愿地为健康传播事业默默奉献，非常不容易，但也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回忆。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各界团结合作的时代，整合带来了力量，我们召开了几千人的大会，说明这是民众的需求，社会各界的需求。

第三阶段是构建健康传播的生态机制的时代，以使健康传播工作更加专业化、科学化，并且可持续。这个机制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例如可以对医务人员评职称提出科普作品的要求，这样也有助于更好实现治未病的目标。让老百姓不生病、少生病才是健康传播的最高境界。

我认为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是由国家引领的，行业共同协力的，人民群众参与共享的，是健康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健康传播。这个阶段，要让知识变常识，让事实变共识。

当然，我们也面临挑战。目前在大健康领域，很多传播也呈现了不健康的情况，比如知识有瑕疵、信息不准确、方向有误导、观点很偏颇，这在传播的生态中是不健康，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需要医学界和传播界的双向奔赴和共同努力，同时大众也要努力，要能分辨出哪些是真科学，哪些是伪科学。

您认为应如何做好中医药的健康传播工作？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伟大财富和伟大力量。现在的健康热，也助推了中医药热。

特别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武汉保卫战中，中医药立下汗马功劳。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去拥抱并信赖中医药。我们的祖先信赖他，才有代代薪火相传，才有中华文明的延续，才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其次，要发展和传播中医药。中医药很谦逊、很儒雅，但同时要加快国际传播的脚步。中医药的传播需要大量的国际传播媒体，国际传播人才以及全媒体的相关渠道。各界精英应该助力中医药的传播，让中医药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认可和地位。

前段时间我在海外访问访学，我了解到国外人对中医药的印象还是蛮好的，特别对中医药在运动损伤和慢病治疗等方面的作用非常认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医药在国外还是有传播基础的。下一步，我们要以更多精准的信息，更多情感的加持，以及一些全球共有的社会价值，来给中医药的海外传播赋能，我们就会看到更好的局面。

是什么促使您积极参与到健康传播的事业中？

2003年的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播早间新闻，当时“抗击非典”成为我们一段时期内每天都要播的内容。在那段“抗击非典”的岁月里，我们央视的新闻人，受到了医疗卫生界科学救治精神的鼓舞，我成了医疗卫生界的铁杆粉丝，这也算是一段缘分。

当时我就在想能为国家卫健委的各位同仁和全国的医务人员做点啥，所以就配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做了一些工作，让医院有发言人，让基层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做到传播的正规化和传播管理的科学化。

经过2003-2008年5年的努力，4级发言人制度建立起来了。此外，我们还从更多维度发力健康传播。

一是开始向文化领域纵深发展。健康传播除了开发布会，还要拍电影、电视剧。当时出现了《医者仁心》、预防医学领域的《最爱》、医药领域《我不是药神》，以及没有编剧和导演、医生自己真实记录的《急诊室故事》、《忘不了餐厅》、《忘不了农场》等优秀影视剧。

二是要依靠更多人的力量，让更多人参与到健康传播中来。只靠医生和媒体，不符合3G以后全媒体时代的特点和优势。（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最早的萌芽，来自三五好友的聚会，之后参与的人不断增加，到好几百人，后来变成了“医疗自媒体联盟”。当然，施琳玲老师的魅力以及那时国家卫健委有关领导的支持，把大家凝聚到一起。

一路走到今天，我觉得健康传播是个上瘾的事儿。一朝加入，此生无悔，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做铁杆粉丝，做积极分子，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请您从专业的角度给目前的健康传播工作者给一些建议，如何做得更好？

首先，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我每次跟医疗卫生界的健康传播达人打交道，都被惊讶到、惊喜到、惊艳到。作为从本科到博士，到住院医，这么多年熬下来的专业人士，这些医生再去做专业外的事，还会作词、作曲，视频做得超级灵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他们都非常谦逊，一直在学习。所以从我的角度，我们愿意把新闻传播的九艺“采、写、编、评、播、摄、录、导、传”的前沿知识和技巧跟大家分享。

第三，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集体创作的状态，我们感染到他们，他们也在启发我们，我们跨界之后已经分不清你我，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最好的融媒产品。融媒不只是融合的媒体形态、融合的媒体内容，更是融合了医学和传媒两界，我觉得两界都到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