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黄帝时代，先秦史书《世本》记载：“黄帝正名百物，始穿井。”惠州城最早的井，出现于隋朝，位于中山公园梌山之上，被称为“梌井”。古井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梌井在城市景观、文化传承上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925年惠州梌山，东征军祝捷大会照片，能看到梌井的一半身影。 侯县军翻拍

见证惠州开城的古井

古人凿井，首选在山上。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说：“凿井之处，山麓为上，蒙泉所出，阴阳适宜。”隋井因位于梌山，故又称“梌井”。清《畿辅通志》谓梌山“旧多梌木，故名”。梌山坐北向南，位于惠州府古城，“东西二江汇其东，丰鳄二湖潴其西”，“山南部平衍，其北枕江峭立，郡城环于下”，自古被视为惠州的风水宝地。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梌山西侧南北长100米的地下，发现大批隋唐年间的筒瓦、板瓦、陶罐残片等文物，是梌山发现的较早的人类生活遗址。

梌山真正进入惠州历史进程并占据重要位置，始于惠州建城。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派使节王景巡抚岭南，确定在整个广东地区设立广州和循州（后改称“祯州”“惠州”）两个总管府。总管府是隋朝地方行政体制的最高层级，是高于州级区域的“准行政区”,主要偏重于军事职能，用以镇抚一方。循州总管府设在梌山，镇立岭东，逐渐成为粤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循州总管府在建设官署期间，在门前不远处凿了一口水井，专供官府使用，是为“隋井”。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也认为，该井为“隋建府治所凿”，并说“其古盖亚于赵佗井”。

那么，是谁开凿了这口井？这恐怕归功于循州首任总管樊子盖。《隋书·樊子盖传》记述：樊子盖，字华宗，安徽庐江人，平陈有功，食邑七百户，拜辰州刺史。隋开皇十四年（594）授齐州刺史，不久迁循州总管。隋开皇十八年（598）入朝述职，向隋文帝奏献岭南地图，隋文帝赐其良马杂物，加领四州事，命还循州。樊子盖任循州总管十年，是惠州有史以来第一个才德兼备名留青史的贤明太守。据《隋书》记述，隋炀帝召樊子盖返朝时，曾下谕褒奖他：“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从隋炀帝的褒词来看，樊子盖不但是一位能臣，而且还是一位清官。

“改邑不改井”可谓城市原点

井的出现，可谓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标志着人类掌握了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法，摆脱单纯的源水而居的局限，扩大了生存的空间，故“井”常常被引申为乡里或人口聚居地。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井以伤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此处的“郡廨有一井”，即梌井，不过，从梌井里涌出来的泉水，应该不似屈大均的“地咸”之说，惠州府县两城“不可以井”则不无道理，因为惠州一带紧靠江湖，当时的居民不需要打井汲水。

到清代，随着惠州城的人口逐渐稠密，凿井涉及的技术也更为精进，惠州府城里的井开始大量凿建。这一时期，惠州府城居民“凿井而饮”的现象已非常普遍。

然而不管怎样，梌井可谓是惠州城区历史最悠久的人文古迹。这口即便放眼全国也不多见的梌井，在历代文献中却鲜有记载，知名度远比不上白鹤峰上的东坡井。又或者因为梌井在古代一直位于惠州府衙里面，不像东坡井那样分甘四邻，游历惠城的文人雅士也缘悭一面。

民国六年（1917），惠州书法名家陈仕煦题“梌井”二字于井栏上。此后，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攻下惠州，在梌山举行祝捷大会，留下一张珍贵照片，能看到梌井的一半身影。这也是这口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古井留下给世人的一半样貌。

《易经》有云“改邑不改井”，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井”有着独特且丰富的文化意蕴。这口古朴的有雕石井栏和井架的饮用水井，依然保留在老一辈惠州人的记忆之中。根据知情者讲述，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梌井尚完好，1962年惠州府城通了自来水之后，这口古井失去了基本功能，最终湮没在中山公园的草坪之下。

近年来惠州考古出现重大突破，比如中山公园考古发现了惠州府衙遗址，找到了城市发展的原点，据称这口梌井也重见天日。当前，惠州中山公园提升工程正在进行，公众正期待着它揭开神秘面纱。

来源：惠州日报

采写：侯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