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区坐落在北京城区西北方，全域处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范围，是永定河出山口地区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承载了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记忆。石景山区历史悠久，最早的居民聚落点的形成已无可考，但据历代史籍与出土文物推测，石景山区人文历史至少也有2200多年。有记录可上溯至公元前311年（周赧王四年）。石景山区文物资源丰富，历史名迹众多，全区现有登记文物保护单位110处。其中不仅有八大处、八宝山、慈善寺、承恩寺、法海寺等历史名迹，还有古城、金顶山、鲁谷3处市级地下文物埋藏区，考古遗迹的时间跨度从先秦时期至晚清，且数量众多。

石景山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优美，历史上众多王侯官宦都选择在此建造陵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按照古墓修建年代倒序，连续推送三篇“石景山区古墓探秘”系列推文，每篇详细介绍一座在石景山区发掘出土的、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古代墓葬。在这第一篇，我们将带领大家全面了解这座在石景山区发掘出土的金代壁画墓—“赵励墓”。

一、金代时期的北京地区

北京是一座文化积淀丰富的世界名城，北京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所谓八百年建都史，起点就是金中都。天德三年（1151年），金海陵王颁布诏书决定自上京迁都燕京。要求大臣参照北宋都城汴京的规划和建筑式样，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往外扩展，共动用了120万人，历经两年将金中都建成。并于1153年4月21日正式迁都，改名为中都大兴府。并且为解决金中都漕运水源，循曹魏车箱渠旧迹，引石景山北麓永定河入潞水 (北运河)，在大西山中建起行宫园囿。自此，北京的身份由“城”转变为“都”，由一个北方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农耕、游牧、狩猎文化在此地汇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都城从此诞生，开启了作为帝都的城市发展新纪元。

金中都及周边地区地图

二、命运多舛的墓主人

2002年3月9日，北京城建公司在五环路道桥施工中，于石景山区八角村附近的工地上，发现金代早期砖砌壁画墓一座，壁画墓位于石景山路北侧、石景山游乐园东侧、五环路第26号桥墩的西北部，墓中壁画保存较好，未经过盗掘，随葬品以及墓志等资料得以完好保存。依据出土墓志上：“公姓赵氏，讳励，公之先世居太原忻州，即襄子之后…”的记载，可知墓主人名赵励。这篇800余字的墓志，详细地记载了赵励的生平。

“赵励墓”墓志铭拓片

在赵励生活的公元11世纪，中国正处于战乱频繁、政局跌宕的动乱年代。彼时的北京城在辽宋金的政权更替中经历着辽南京、宋燕山府、金初燕京城再到海陵王迁都后的金朝国都——金中都这一系列角色转变过程中，赵励的一生正是经历了当时北京地区多次政权更替的特殊性历史时期。出土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赵励的身世，墓志文中共追溯了墓主近世先祖五人，其天祖（上五代先祖）曾任“卢龙节度副使”，遭石敬瑭“割燕归辽”政变，全家自此成为了辽国人，此后世代在辽为官。自其高祖（上四代先祖）赵九思在“侍中”任上去世，奉辽帝敕命葬于京郊，其后人便成了燕京之人。据墓志载，赵励自幼是个孤儿，父母早逝，寄养于任职“安国节度使”的叔父家中。赵励一生热心于功名仕途，却直至辽代末年才考中进士。当时的辽国政府给了他一个“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推测应为最低阶品的从九品虚衔文散官。同年，宋兵攻逼南京，赵励为避兵祸携家南归宋朝。当时北宋朝廷有政策，辽地汉官归宋可于边境换授与在辽相当官职，赵励办理换官后尚未到宋京汴梁报道，即因颠沛流离积劳成疾，寿终于汴梁同文馆，享年54岁，政府为表抚恤，特授赵励长子为“将侍郎”。

1142年宋金及其它政权势力范围

三年后，金兵至宋京汴梁，因赵氏族人从辽朝迁徙至宋朝不久，故招纳赵励族人归迁燕京，因搬迁仓促，被就地掩埋于汴梁的赵励尸骨未能与家人一起北返。赵氏全家归迁燕京后，赵励的长子赵毫秀，用他的宋朝官位换授了金国官位。时至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赵毫秀获准到汴梁将其父尸骨迁回燕京，与其夫人吴氏合葬，墓志中所载下葬日期为“金皇统三年四月初七”，即公元1143年，该时期距金立国仅28年，海陵王在10年之后才正式迁都金中都。

三、最有价值的墓中壁画

在历代的壁画墓中，金代的壁画墓原本就发现较少，赵励墓中的五幅精美壁画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这五幅壁画的题材与之前发现的辽代墓穴壁画在构图上非常相似，应是自辽代渐趋定型的壁画风格的延续。

“赵励墓”发掘现场照片

赵励墓是一座圆形单室砖砌壁画墓，墓中墙壁被分成六格，是取“六合”之意，“六合”指天地及四方,象征宇宙天地。因正南被封门洞的立砖占去，无法绘制壁画，所以实际上墓壁上的壁画只有五幅。墓中五幅壁画自正北居中那幅起，作顺时针方向旋转排列。其第一幅，是正北居中的“侍寝图”;第二幅，是东北隅的“备茶图”;第三幅，是东南隅的“备宴图”;第四幅，是西南隅的“散乐图”;第五幅，是西北隅的“侍洗图”。这些壁画对我们了解辽宋金时期南北民族融合进程中的民俗、饮食、音乐等方面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最能说明宋辽金时期散乐与饮茶习俗已经进入到民间普通富庶地主及中下层官吏生活中的，当属“备茶图”与“散乐图”。

“赵励墓”中的备茶图

位于墓室内壁东南隅“备茶图”上描绘的是墓主人的仆役正在为墓主人备茶的场景。这证明在宋金时期，饮茶传统已经深深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和饮用茶的国家，虽然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但现实可考证最早的饮茶记录出自于西汉，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写作的《童约》中，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的记载可以为证。饮茶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唐代。当时在僧、道、文人中饮茶已悄然成风，其标志是茶圣陆羽《茶经》的问世。饮茶的最高潮出现于宋代。宋代由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王安石、范仲淹等一大批文学宗师的酷爱提倡，饮茶斗茶与论诗谈禅一样，一时成为文人间的时尚。这种饮茶的风气也从宋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传到了北方辽金统治下的汉人士族之中。在赵励墓中的“备茶图”正是北宋茶文化传入辽金汉人士族群体中的自然反映。

“散乐图”位于墓室西南隅。“散乐图”在辽金时期壁画墓中最为常见，这些墓中的“散乐图”体现了辽金治下汉族士人文化传统。赵励墓的“散乐图”中绘有6人，均头戴官场常见的幞头，幞头后两支长长的硬脚向两侧平展，幞头上插花以示戏装。但最左侧的两位鼓手的幞头前脸上，又扎有束帛巾。应该是由于击鼓时动作剧烈，担心幞头脱落而采取的加固措施，这也是壁画中非常真实的一个小细节。其余4人，均黑色幞头，不扎巾。这4人均穿圆领长袍，文官装束。而幞头上加扎帛巾2人，却身穿武官短装战袍。

“散乐图”中的6位乐人分前后两排错落站立演奏，后排左起第一人两手执鼓槌击大鼓，大鼓置于四足鼓架之上，鼓腔圆桶形，鼓身一周有红漆铺首，鼓面绘饰已不清晰；后排左起第二人吹奏横笛；后排左起第三人手持四弦曲项琵琶，琵琶拨奏面板部分有彩绘，半月形音孔隐约可见，乐者右手持拨片，左手扶琴首；前排左起第一人挎“细腰腰鼓”于大腿前，鼓面两端突出并有弦牵拉，此腰鼓应属宋代细腰鼓类型中的杖鼓，鼓者右手执杖击鼓，左手拍鼓；前排中间一人吹奏竖管型乐器，根据管长与乐人手的大小比例推测，此人吹奏的应是竖吹簧管乐器筚篥；前排最右侧一人击拍板，拍板有九板和六板之别，但宋以六板为制，而赵励墓散乐图中的拍板为五板，属于较为特殊的一例。

“赵励墓”中的散乐图

从舞台站位上看，演奏筚篥的乐人居第一排正中，占乐队首席位置。再从演奏形态上看，演奏琵琶乐人右手持拨片的姿态，表明其处于待奏状态；拍板乐人则目视前方，击板为节；大鼓、腰鼓和横笛三人、特别是击腰鼓与吹奏横笛的乐人，均同时看向吹奏筚篥者。筚篥的音色或高亢清脆，或哀婉悲凉，质感鲜明，在演奏中常为领奏器乐，由此可以推断，图中乐队的表演形式应是以筚篥为领奏的小型器乐合奏。

如今，在2023年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上，生动再现了“赵励墓”出土的金代壁画“散乐图”中的奏乐场景。演奏家们根据“赵励墓”中的散乐图创作了原创民乐交响曲《都城源起》，六位身着金代服饰的民乐演奏者，用筚篥、古筝、琵琶、中国鼓、笛箫、笙等我国传统乐器，演奏出了一场还原金代礼乐精神的交响音诗画，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领略800年前金代散乐的魅力。

2023年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开幕式“赵励墓散乐图”

复原民乐交响曲演出现场

来源：北京市石景山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管委会

部分文字内容来源于

《赵励墓散乐图与同类壁画对比研究》

《石景山八角村金赵励墓墓志与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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