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新时代建设、改革、创新事业的重要法宝。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发展史，亦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历史之中。
倡导革命联合战线
大革命时期，联合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是孙中山深思熟虑的政治决策，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际、党际和阶级、阶层全方位“统一战线”的基础。邓演达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不仅在理论上为倡导“联合战线”立言，并且在实践中竭诚拥护、忠诚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终其一生践行联合战线、团结革命、解放中国民族的奋斗目标。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联合战线”实践的重点立足于农工平民革命联合战线、与中共合作的联合战线，联合反对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帝国主义。
早在1926年《今年“五一”节之意义》中，邓演达就明确提出，工人农民“一定要联合起来作政治的争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作国民的神圣工作”，并以“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万岁！”作为文章结语。农工革命联合战线是邓演达联合战线理论的根基，他一再强调，“必须争下层痛苦民众的集结力量，作政治力量的基础，集结一切平民革命民众的力量，建造新的国家，改造新的经济基础，向着民生主义的道路走。”提出要把全副精力运用到统一民众运动，发扬民众运动，形成农工平民联合战线。邓演达倡导的国际联合战线在孙中山“联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其在农工党“一干”会议《我们的信条》中明确：“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并在《政治主张》中指出：“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真实的朋友，真实的政治联盟者”“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可以促进中国革命，声援中国革命。”
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封建帝制的历史，但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国民党内思想、派系的不协调性，在孙中山逝世后表现得愈加严重。邓演达清醒认识到革命形势复杂，中国革命之成败，必须实行革命的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尤为不能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是最主要的联合对象，是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不可或缺的支撑，因此警示国民党：“共产党所以能在落后的中国发生和发展的缘故，乃是存在于稳定的社会基础以及民主化的工作”。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义愤填膺，更在其1927年7月13日的《辞职宣言》中直指“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者。是宁非吾党之大幸耶？”因此，他出国前往欧洲，首先是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思考筹划成立新的革命组织，并认为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与第三国际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
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以及在北伐战争和主政湖北一系列重大活动和政治行动中，直至蒋介石“反共”、汪精卫“分共”的危急关头，邓演达等都始终与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并肩合作。即使被叛徒出卖被捕，邓演达仍在狱中给朋友写信号召：“九一八”之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
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烽火燃遍中国之际，在德国的农工党领导人积极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爱国行动，黄琪翔和连瑞奇被推选为该会的负责人。此时的农工党领导层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重整组织的目的。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农工党完全同意宣言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顺应时局，把时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令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中华全局为要，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组织武装力量奋起抗日，鼓动广大党员加入抗日队伍，开展一切抗日活动。
在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参加的“三干会议”上，农工党提出了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这些政治主张同中共的主张高度契合，进一步巩固了农工党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农工党始终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并在“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中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力。
为响应并推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农工党旗帜鲜明地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并在很多地方组织了抗日武装力量，发动民众掀起全民抗战的高潮。曾担任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长官等要职的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率领抗日部队参加了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1940年的“枣宜会战”、1944年的“滇西反攻战役”等众多抗战重大战役。农工党领导人之一季方在苏北、苏中地区参加领导了抗战斗争，并为团结抗日奔走联络。农工党领导人之一彭泽民领导成立了“大鹏人民自卫总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成千上万的农工党党员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华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响应“五一口号”
抗战胜利后，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农工党积极响应并致力于民主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与农工党在内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其间，农工党领导人于1945年9月14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谈话，与其他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一道，有力推动了《双十协议》的签署，助力重庆谈判取得历史性成果。
在和平建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中，蒋介石被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政协五项协议”。为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推行民主政治，农工党于1946年3月1日在香港创办《人民报》，旨在唤起农工大众的民主觉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
为配合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农工党中央及时召开“四干”会议，进一步强调同中共密切合作之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应继续加强联合，并在各个方面、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予以推进。内战全面爆发后，农工党又在行动上全面配合中共开展策反工作，联合开展武装斗争，为解放区输送知识分子、提供情报和物资弹药，参加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有目的地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机关中发展农工党党员，发动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到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农工党的武装力量遍及广东、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广西、四川、安徽等地，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之际，响应中共号召，统交人民解放军改编。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积极响应。同年9月，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通过《政治决议》。在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发言，高度评价了《共同纲领》并指出：“我们全党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作者樊成玮系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