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邮递员来到我的办公室，微笑着说：“罗总，有您的稿费单。”邮递员年龄比我大，微胖，略矮，每次来我办公室，都有礼貌地向我点头问候。而我也会微笑着回应，让他感到自己被重视、职业受尊敬的温暖。

　　接过稿费单一看，是贵州政协报寄来的，金额不多，只有六十元。但我也感觉很温暖。这年代，报纸副刊版面少，我的文章能荣登省级报纸，多少能够证明我的写作能力。只是，这年代仍通过邮局寄稿费单却很少见。看到这种稿费单，犹如看到老古董，让我稀奇，让我浮想联翩。

　　我最早得稿费是读初中时，向隆回广播电台投稿，采用了就有五角一元的稿费，稿费单也是通过邮局寄来。文章变成铅字，在邵阳日报首次发表，要到1992年，那时我已读高一。稿子大概百来字，得了四元稿费，收到稿费单，捧在手里，无比开心。高中毕业时，我在三湘都市报发表文章，有几十元稿费。拿着到手的稿费单，我在心里狂呼：“好高的稿费啊！”

　　1998年南下，没找到工作前，我便向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人才市场报等报刊投稿，只是没有广州户口，拿着他们汇来的一张张稿费单，我却无法领取。看着到手的稿费却取不出来，我的心中多了一丝愁绪与不安。要知道，那时人均工资不高，一篇文章能有几十到一百元稿费，足够让我生活一个月了。

　　2002年，我来东莞做品质主管。工作忙了，年龄大了，为了攒钱娶老婆、买房子，便写得少了。当然，稿费单也不再来了。直到我去外资企业做品质部长，收入高、加班少、工作轻松，工作之余我又开始写作。那段时间平均三天就要公开发表一篇文章，包括中国劳动保障报、北京青年报、西海都市报等上百种报刊，陆续发表我的文章。那时人很单纯，只要有投稿邮箱就投稿。而编辑也很单纯，来稿必审，好稿必用。很多编辑以为我是职业作家，后与我聊天，方知我在企业打工，对我更加青睐，用稿概率也更高。2004年，我在东莞买房了，稿费单寄到我家，好多邻居才知道我原来是个“作家”。

　　斗转星移，到了本世纪10年代，网络发达，流行银行汇款，需要去邮局排队取款的这种稿费单就越来越边缘化，很少使用。像我自己主编《潇湘文化》杂志，稿费早用微信秒付，省时省力，方便快捷，作者也乐得个轻松。

　　只是，支付越便捷，我们越怀旧。今天，见到贵州政协报的稿费单，反而让我如遇故友，颇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感。因为稀少，所以珍贵。我便拍成照片，发到朋友圈，与天下文朋诗友分享稿费单到来和文章发表的快乐。

　　实话实说，绝大多数稿费单我不取，就放到抽屉里，偶尔翻出来看看，就好像老朋友，哪怕只见一面也舒服。另外，大数据时代，年底汇算清缴，几千上万元稿酬，往往成为我多交个税的“最后一根稻草”，拿了不多，补税不少。所以，我投稿经常跟编辑说不要稿酬，以免额外增加麻烦。就我而言，有自己的公司与工厂，收入相当稳定，不用为生计发愁，写作便成为个人爱好，图个心灵愉悦与发表时的快乐。如此简单，如此纯粹而已！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民进全国新闻宣传特约通讯员、民进广东省委会文化出版专委会委员、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