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为何中国日益重要，但我们国家新一代‘中国通’却少了？”这是近期一些欧美有识之士提出的疑问。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撰文批评法国高校对中国研究不足，“与21世纪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地位不相称”。更有甚者，在所谓“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澳大利亚和一些欧美国家近年来一味强调对华强硬，不仅让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中国通”被迫保持沉默，还催生出一批“伪中国通”。

通常来说，过去的“中国通”基本上要掌握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并且具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但《环球时报》记者采写多位熟悉相关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现状的学者后发现，西方国家有些所谓的“中国通”没有多少中国研究背景，他们被反华政治势力和媒体“包装”，活跃在反华智库中，扮演着“偏见传播者”的小丑角色。

安克强 资料图

“政治正确”降低了美国人对中国研究的兴趣

“美国新老‘中国通’的水平很难比较，但他们确实有明显的代际差异。”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开门见山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差异之一是老一代美国“中国通”中不少人曾长期在华生活，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把中国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对象来看待，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依据经验性理解和人脉。在过去的美国驻华大使中，也有多位“中国通”，如第二任大使恒安石、第四任大使李洁明、第五任大使芮效俭都在中国出生，很了解真实的中国。而新一代美国“中国通”——更应该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接受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训练，受人文科学的影响不够。因为强调量化等方法，导致一些学者把研究的对象国看成“手术台上的人体”，对其进行冰冷的解剖。

达巍认为，美国新老“中国通”的差异还在于——很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开始研究中国的老一代“中国通”，他们的研究过程伴随着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以及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从落后走向发展的过程，因此对中国总体来说充满期待和好感。相比较而言，目前活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主要还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他们研究的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经济体。因没有那种中国从落后走向富裕的亲身体验，一些学者对中国不抱有什么期待，比较容易敌视和对抗中国。不过，达巍也不点名地提到，有些老一代美国学者在期待“美中关系变得更好”的同时，还“期待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而当中国的发展并非呈现“美国化”趋势以及看到美中关系恶化时，他们也因强烈的“幻灭或失望”，对华态度逐渐变得不够客观。

据了解，目前狭义层面的美国“中国通”，即传统意义上研究中国的学者至少有上千人，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要从多角度来看：首先，美国所有领域专家对政策的影响程度都会随着政府的更迭而变化，如特朗普政府不愿听取专家意见，而拜登政府相对正常化；其次，今天中美关系的内容远比以前要丰富，所以传统的中国问题学者的政策影响力必然被稀释；最后，真正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是政府官员而非学者，但两者也是共同体，学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中美官员、学者交流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偏差。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

在达巍看来，中国的发展和理念更新的速度很快，而当前一代的美国“中国通”缺乏实际经验，无法对中国形成复杂而精准的理解。最近四五年，美国“政治正确”的氛围降低了一些人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再加上疫情等因素造成双方的交流明显减少，不仅出现彼此认知粗糙、极端和简单化的现象，还形成断代问题。他认为，随之带来的影响或许需要15年到20年后才会显现，而这也是培养一个“中国通”的必要时间。

“先入为主”带偏不少欧洲“中国通”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看来，在新一代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话题的欧洲学者中，有些人因为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而陷入某种预设的思维中，导致他们在研究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偏见，特别是研究中国制度时会将其与西方制度进行对撞，这样得出的结论很难超越意识形态的约束。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洲对中国的研究兴趣经历过不同阶段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为开拓中国市场，欧洲商业领域涌现出一批钻研中国文化和法律的“中国通”；随后中欧人文交流的开展也催生了一批愿意研究中国、暂时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的学者；而近些年一些研究中国的新生代学者很难处在一个客观的环境中来认识中国，这自然会让他们的对华认知产生偏差。因此，他认为，并不能简单地说欧洲的“中国通”变少了，真正变化的是研究氛围和材料来源。比如，近些年有的欧洲国家出现相关部门汉语人才匮乏的问题，有调查显示，整个英国外交部仅有十几人愿意学习汉语。

崔洪建表示，目前欧洲有很大的“中国通”需求，但他们培养的“中国通”未必是我们想要的“中国通”。欧洲不仅存在没有实地见闻就乱写涉华报告的“假中国通”，也有在中国待上不足半月就能出书的“伪中国通”。德国2013年成立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定位是欧洲最大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但该机构的报告为迎合西方口味刻意丑化中国甚至散布中国谣言，因此被中国政府制裁。

今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在2024年至2025年增加资金投入，提高相关部门人员与中国接触的能力，增加政府对中国经济及军事政策的了解。谈到英国“为保护国家安全，要加大投入培养中国通”的情况，相关专家认为，苏纳克政府强硬地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先入为主地制定相关对华强硬政策，会“带偏”研究中国问题的新一代“中国通”，并阻碍双方的交流。

苏纳克 资料图

为推反华法案，澳多了三类“伪中国通”

“澳早期‘中国通’分学者和政府官员两种类型，共同点是在学生时期就接受过系统训练并拥有在华工作、生活经验。”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官员型“中国通”的代表是澳前总理陆克文，他本科阶段学习汉语，后到台湾地区进修，毕业后到澳驻华使馆工作。陈弘说，这样的“中国通”对中国的了解不局限于语言本身和表面化的中国知识，而是通晓中国的文化习俗、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如陆克文和中方学者一起吃饭时会主动给同桌人夹菜，这是因为他知道夹菜在中国是一种热情好客的表现。据陈弘介绍，澳早期学者型“中国通”的代表是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他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高校担任外教，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熟悉京剧、北京历史，爱胡同游、进街头小馆。这些“中国通”在看待中国问题时不会简单地凭借数据和孤立事件来下结论。

马克林等“中国通”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基于自身切实了解，而这一点正是现今一代澳“中国通”所缺失的必备素质，原因是其中一些人是受反华政治势力操纵的“伪中国通”。

2019年，马克林在安徽黄山留影 资料图。图源：CRI

据陈弘介绍，澳“伪中国通”有三类。第一类是没有任何中国研究背景、被政治势力和媒体通过舆论造势“包装”出来的“中国通”。如克莱夫·汉密尔顿原本是研究社会道德和伦理问题的学者，没有任何中国或汉学研究背景，2018年他突然出版了一本大肆渲染“中国对澳进行政治经济渗透”的书，该书在媒体炒作下常年占据澳畅销书排行榜前两位，汉密尔顿也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实际上，这本书靠“反华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华裔研究员周安澜提供的所谓“资料”编造而成，受政治操控的汉密尔顿沦为澳反华势力的传声筒。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指责汉密尔顿就是个“笨蛋”和“偏见传播者”。第二类“伪中国通”通常是希望获得澳居民身份或长期对中国不满的政治投机分子，澳反华势力利用他们的华人面孔来向公众宣扬关于中国的不实言论。第三类是赚取“反华”流量的年轻记者。反华势力会向那些30岁左右、急于出名的调查记者主动“投喂”有关中国的虚假信息，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也被冠以“中国通”的名号。其中一些“伪中国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澳政府通过某些反华法案。如2021年澳联邦政府撕毁维多利亚州与中方此前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框架协议前夕，时任ASPI执行所长彼得·詹宁斯等“伪中国通”就拼命在各类媒体上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据了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反华学者汉密尔顿、周安澜2020年已被禁止入境。

在澳大利亚，一些真正的“中国通”近些年却受到排挤或打压。悉尼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戴维·布罗菲专门出书分析澳为何出现“中国恐慌”，对“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他还在英美媒体上写文章呼吁澳方必须停止敌视中国，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他的书和文章在澳大利亚国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澳前驻华大使芮捷锐书架上摆满中国历史书籍，但因为公道地评价中国而被排斥在澳国内舆论场之外。

据陈弘介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葛丽珍（Jane Golley）2021年因揭穿西方媒体的涉疆谎言而遭谩骂，后被迫辞职。而ASPI却在美国政府、军火商的资助下大肆制造反华话题，在舆论上误导公众。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氛围让不少澳大利亚人“谈中色变”，这种不良风气也让那些原本对中国有研究兴趣的年轻人止步门前。

韩国“中国通”变成中美关系专家

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欧洲国家、澳大利亚甚至更多的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崔洪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洲存在一种严重的不良现象，就是一些本来很有希望成长为真正“中国通”的中青年学者要么受到美国的影响，要么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和经验而陷入意识形态的怪圈中，对中国的研究报告也越来越不客观。

陈弘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基廷担任总理的一段时期内，澳政府的外交策略是融入亚洲，所以他们希望培养一批研究亚洲的青年学者，鼓励年轻人到中国留学。而最近一些年，澳方一味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意推出一批服务于政治意图的所谓“中国通”。

“韩国‘中国通’并非数量上明显变少了，而是他们在政界等领域的声量变小了，不再受重用了，这与韩国的政治环境变化有关。”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李家成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韩国“知华派”在面对涉及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时不愿发声或发声后不被重视的现象。他表示，目前韩国的“中国通”在研究方向上出现明显变化，他们不单研究中国问题，同时也涉足美国问题，这是因为只研究中国问题得不到重用，所以韩国“中国通”的定位已从中国问题专家变成中美关系专家。此外，现在有少数韩国“中国通”总想以发达国家看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俯视”中国，而中国的飞速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国，所以心理上出现落差，也容易对华产生偏见。

李家成前不久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主题是《韩外交部门缺乏“中国通”令人担忧》。据他介绍，韩国驻沈阳新任总领事看到文章后反馈称，他们将派遣更多年轻外交官来中国学习，亲身感受中国的真实样貌。李家成表示，虽然目前韩国的外交政策出现转向，但目前在中国一线的韩国外交官还是希望能够促进中韩友好。

谈到如何让相关国家多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国通”，达巍建议优化签证政策，让在华学习的留学生毕业后能在中国长期工作一段时间，居留久了他们自然就成了新一代“中国通”。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绝大多数重返中国的美国学者都有“家庭重聚”的感觉，他们希望在未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