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深秋的一天，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把一本纸张泛黄、残破不堪的小册子送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住处。看到小册子，毛泽东如获至宝，欣喜地说：“见到这本小册子，就好像见到了30多年没见过面的孩子！”这本小册子，即是毛泽东写于1930年5月的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回忆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才写出来的，其目的是反对当时红军队伍中的教条主义。”1961年1月，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仔细地进行了修改，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亲笔批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不见30年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这篇仅有4000余字的文章，闪耀着实事求是思想的耀眼光辉。

“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翻开这本小册子，这些耳熟能详的著名论断，依然令人振聋发聩！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二是必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三是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党内树起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作了思想导向。

《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初步形成。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你对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党员的耻辱，岂有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短短几行文字，用了三个问号，四个感叹号，令人感受到毛泽东对不注重实事求是、不注重调查研究的强烈反对。

“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理论探索地、道路开创地和思想成长地。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值探索期、成长期，经历了王明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试图复制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这样的道路能行得通吗？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以及后来发起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大碰撞、大交锋、大争论。“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蔓延，为中国革命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损失。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导下，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在广昌战役中，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不切实际地实行“堡垒对堡垒”“硬碰硬、拼消耗”的作战方法，在18天的血战中，中央红军毙伤俘敌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1934年4月中旬，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门户洞开，敌人蜂拥而入，向根据地腹地推进。

事实证明，从本本出发，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正是坚持从当时我国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毛泽东得出了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小块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长期坚持和发展的科学论断，并领导开辟和壮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实事求是为土地革命“把脉”“纠偏”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这首小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泛流传于革命根据地的田间地头。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多次着力制定和发布土地改革法，有1928年12月在井冈山制定的《土地法》、19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以及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扩大了土地革命的打击面，各地出现了乱划阶级成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经济的现象。

1933年2月，毛泽东负责领导全苏区开展查田运动。为了纠正查田运动“左”倾偏向，10月10日，中央政府颁布执行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了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错误的标准和依据。文章中把农村社会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五个阶级并提供了划分标准。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坚持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根本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法，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阶级的理论和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的理论，是毛泽东土地改革思想与政策的体现。

在土地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和富农以生活出路等。这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是毛泽东通过对寻乌、兴国、吉安、闽西等地的调查和经验总结中逐步修正和完善起来的。

“实事求是”与“两个结合”

做好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心环节。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做好工作的前提，进行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这些调查，有的写成了调查报告，有的转化为政策法令，有的融入了重要讲话，有的上升为重要决策，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一时期，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毛泽东还写下了《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我们的经济政策》《乡苏怎样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在治党治国治军治政等各方面进行了伟大探索，推动中央苏区成为“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归根到底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让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直接源泉。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苏维埃政策法令在颁布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以实事求是精神坚决予以“纠偏”“纠错”。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在该法颁布实施后，毛泽东调查发现这部劳动法对于劳动条件规定过高，片面机械地实行8小时与青工6小时工作制等，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引发了劳资纠纷，甚至影响了工农联盟。对此，1933年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对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进行全面修订，不仅删除和修改了一些过“左”的条文，还普遍降低了劳动条件，并增加了一些相对灵活的规定，大大改善了苏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就一定能够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作者：苏春生，单位：江西省瑞金市史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