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燕回到家乡江苏镇江扬中市油坊镇振华村。“在这里，除夕除了要忙年夜饭，还要贴春联、烧纸钱、包馄饨、放鞭炮。正月初一就开始挨家挨户拜年，中午要敬祖宗。我小时候每逢正月初一还要给长辈们送红枣茶以示孝敬，如今过年已经没有这个环节了。”张燕说，春节习俗虽然不断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春节期间的“走动”“礼节”“人情”，而这恰恰是传统“乡土伦理”的内核。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露璐及其团队一直在拓展伦理学研究的新路径。每年寒假，田野调查已经成为他们团队的必备“课程”。自2007年以来，王露璐带领团队走访了国内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5个村庄，共完成3043个样本的问卷调查和285个样本的深度访谈，整理70余万字的访谈资料，撰写30余万字的田野日志，完成5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乡土伦理》《伦理如何“回”乡村》《中国乡村伦理研究丛书》（全七卷）等著作。今年寒假，他们团队成员利用返乡时机，观察各地春节习俗变迁和当地乡村伦理关系及道德发展状况。
春节习俗的变与不变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辛寨街道下峪村村民过年的仪式也简化很多。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学者张萌观察到，相较于以前亲手制作年货，现在的人们更倾向于购买年货，大家互相协作“杀年猪”的场景更是很难见到。她告诉记者，当地的父辈们大多跟随子女住在城里，仅在空闲时间回乡祭祖。但在过年期间，村里的人际往来会短暂“复苏”。春节期间是大家互通信息与“同仇敌忾”或“羡慕嫉妒”的好时机，谈笑间，村里人摒除了因忙碌产生的隔阂，原先不在场的村民实现了在场，空心化的农村恢复了些许人气和人情。
地处华东地区的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朱墩村是个典型的“城边村”，仍保留着制作年货、贴春联、买鲜花、拜年等习俗。“但与以往去超市购买不同，现在人们更倾向于向‘熟人’购买。通过邻居或亲戚介绍认识的商户更能获得大家青睐。这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加固原有的圈子，又向外与他人产生联结。”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学者叶蕾说，在变与不变之中，是物质生活丰富的呈现，也是人们对传统的坚持。
与传统乡村不同，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石凹村是一个以服装业、电子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区。充裕的就业岗位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在此聚集，逐渐形成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学者刘壮父母常年在此务工，一家人放弃返乡在此欢度春节。刘壮通过了解得知，绝大多数农民工更愿意回乡过年，仅有极少数人会选择留在深圳过年。但异地过年与家乡过年各有各的好。“异地过年天气暖和、购置年货便利，可以享受节假日福利、新年红包等意外惊喜；在家乡过年，则可以与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更加热闹。”不过，纵使留在深圳过年，大家依旧会保持除夕守岁、看春晚、贴春联等习俗，还会与家人打一通暖心的电话，表达思念之情。总体而言，农民工对春节的意义体认既有“通则”，又有“例外”。
在细节提升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提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线图”。张燕观察到，振华村不仅立起了村规民约的公告牌，而且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垃圾分类、河道维护等工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仅随处可见干净清爽的河道，还可以看到插在路边花坛的普法教育宣传牌；不少村民家门口还贴着“文明家庭”标牌。乡村法治和德治工作在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
在南京周边，也有不少特色的“田园乡村”。王露璐在龙年伊始走访了南京江宁区的龙尚村和佘村。她表示，这些“田园乡村”有很多相似之处：整洁的道路，不同风格的民宿、咖啡店，以及比较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这些村庄也都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经济特点和地方文化传统等形成一些独特的村庄标识。但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一方面，日渐完善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开始代替传统的水井、河边、祠堂等，发挥乡村公共道德平台的作用。但是，这些平台对本地村民的持续吸引力有待提升；以网红民宿、咖啡店等为代表的新型村庄标识，更多成了“外来者”的乡愁消费地，在促进本地村民形成道德共识方面似乎尚未发挥很好的作用。
王露璐表示，有了新道路、新厕所、新景台、新民宿，当然是更好的乡村。但是，如果仅仅只有这些，依然只是过去常说的“新农村建设”修新路、建新楼的变形而已。而那些细节的不断完善，才能真正体现出乡村全面振兴所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或许，这也是“乡村，让生活更美好”的题中之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传统习俗一边传承着其传递情感和温暖的精髓，一边悄然改变着形式，更加适应现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年轻人“花式过春节”成为龙年伊始的热词。王露璐说，如今，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革，这必然引发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变化。从春节习俗的变迁中可以看到，乡村文化振兴既不是一味地保留或回归“乡土”，也不能完全依靠“网红店”带来的乡村旅游或乡愁消费，而是要力求通过节庆风俗、生活氛围、饮食风味、人情礼节等多种文化记忆的嵌入，获得空间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家”的归属感，从而使“记得住的乡愁”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伦理重建的道德文化之“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