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兹故居
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32号，有一座西式二层混砖结构的洋楼，即鲁兹故居。这座故居是美国传教士洛根·赫伯特·鲁兹于1913年至1938年在汉口工作和生活的场所。1896年至1938年，鲁兹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他从一开始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时就庇护了9位革命志士。他的进步立场及和平主张为他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尤其是1937年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搬迁至武汉，武汉成为战时事实上的“临时首都”后，中共党员、外国记者、医生和政要等经常在鲁兹故居暂居或会面，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在日日夜夜的辛劳中让这里成为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历史见证。
周恩来联系鲁兹开展统战工作
在鲁兹故居中，周恩来是常客。二人的缘分是在大革命期间结下的。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中共决定举行武装暴动来反抗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同年7月下旬，周恩来决定尽快从武汉赶到九江、南昌等地开展前敌指挥工作。不过，当时武汉的政治环境较为危险，为了安全出行，时任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的鲁兹主动为周恩来掩护，确保他安全到汉口码头。此事之后，周恩来与鲁兹保持了长时期的友谊，每次到武汉，周恩来都会尽可能拜访鲁兹的家。
1937年12月，周恩来再次抵达武汉。此次武汉之行，周恩来的主要任务是重组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广泛联系各界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考虑到鲁兹家的特殊作用，周恩来在1938年底离开武汉前，多次拜访此处，并通过鲁兹争取更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八路军的支持。在周恩来的动员下，鲁兹一家积极投身到为抗日筹集物资的活动中。由于鲁兹拥有广泛社会联系和影响力，物资筹集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但如何将物资安全运送到八路军手中是比筹集物资更难的事情。鲁兹安排女儿弗朗西斯组成国际慰问队，以人道主义救援的名义运送这批物资。这笔物资的成功送抵，不仅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还让大量国际友人增加了对八路军的了解，为世界更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努力提供了窗口。
1938年4月，在中国已经工作了42年的鲁兹到了退休年纪。按照规定，他必须携家眷返回美国。了解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提出要为鲁兹举行送别会，以感谢这位远道而来的大主教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其多年来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4月11日，送别会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在回忆往昔情谊后，周恩来用一首题词作最后的送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吴主教在华四十年的最后宝获。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这是我们希望吴主教带回国去的福音。”周恩来向鲁兹表达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御辱于外的决心，并希望他回国后能够继续支持中国革命。在中国生活多年的鲁兹也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充满了感情，为此，他发表了临别赠言。4月19日，《新华日报》《申报》等多份报纸刊登了鲁兹离华的消息和这则赠言，鲁兹在赠言中认为“中国目前最大之问题，在于如何巩固统一阵线”，因此，他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积极援助中国革命，因为“中国之复兴不啻全人类之幸福”。
通过与以鲁兹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的广泛交往，中国共产党不仅广泛联络了大量外国友好人士，宣传了自身的政治主张，推进了统战工作，而且还积累了与宗教人士交往的经验，为之后提出关于宗教人士的统战政策奠定了基础。
史沫特莱在鲁兹帮助下开启武汉时间
大量来自海外的记者、作家等也是鲁兹故居的常客，美国记者、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是其中一员。史沫特莱自1928年来华之后，就一直关注、同情中国革命，并与中国共产党有较多往来。她站在支持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红色革命的报道，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争取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援助。
1938年1月，从延安等地采访归来的史沫特莱抵达武汉。由于她的革命立场，找到栖身之所和生活来源成了难题，“因为我为人民的利益同白色恐怖势不两立，坚持不懈的斗争和为人权辩护，许多人认为我是拿共产党津贴的代言人。”在困难时刻，鲁兹伸出了援手。居住在鲁兹家中的这段时间，史沫特莱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国民党官员和美国外交官等人会面。在与周恩来交谈中，周恩来高度肯定了史沫特莱在延安的采访，并鼓励她将那些见闻写成报道和著作，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同时还希望她能够在武汉继续利用自己的力量为八路军争取援助。周恩来的这些提议得到了史沫特莱的赞同，并成为她接下来近一年时间里的主要工作。
首先，史沫特莱积极为抗日战争做宣传和动员。1938年1月之后，史沫特莱在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英国扬子江巡逻舰队等团体组织的活动中，积极向中外记者和与会其他同仁介绍自己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希望各界看到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所做的努力。之后，她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动员各界青年参加红十字会这一活动中，一方面通过联系保卫中国同盟等组织和一些国际进步力量，开展广泛动员；另一方面还为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作正面报道，希望青年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勇敢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之后，大量青年加入红十字会，并成为救治汉口中国伤员的重要力量。其中一些人还奔赴前线，成为战地医护人员，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其次，史沫特莱为抗日战争积极筹集物资。她向认识的各个行业和阶层的人们陈述这场救助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践，希望各界能够尽己所能为中国军民提供物资。来自南斯拉夫的医生博尔塞克在她的影响下，决定将苏联给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理事会的10万元捐款，转交给流动的红十字会，以便他们能够为敌后战场的中国伤员提供及时的治疗。美国大使馆武官约瑟夫·W·史迪威也在史沫特莱的游说下，加入了抗日物资筹集工作。史沫特莱为中国军民忙碌的身影引起了外界关注，1938年4月5日，《时报》就援引美联社的报道，介绍“著名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现正忙于为山西之华军搜集衣服、鞋、袜、遮风眼镜等物。史沫特莱极受此间之华人欢迎”。正是因为有了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超越国界、阶级的奉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才能够更好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斯特朗通过鲁兹开展第三次中国之行
另一位在鲁兹故居常见的记者、作家是美国人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她一生曾经6次来到中国，其中3次都到了汉口。1937年秋，斯特朗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这本书里，斯诺以自己在延安的亲身经历和一手采访资料为线索，讲述了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斯特朗看来，能够到当时已经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神秘的延安去采访，对于丰富一名记者、作家的职业生涯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她决心效仿斯诺，想尽一切办法去延安。而1937年底的中国，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开始，同时随着南京的沦陷，武汉成为暂时的政治中心。因此，到武汉寻找去延安的机会是个必然的选择。为此，斯特朗很快从香港直飞汉口。
为了在汉口安顿下来并更好搜集最新的消息，斯特朗找到了老朋友鲁兹。1937年底，在众人的帮助下，斯特朗等人争取到了采访山西八路军总部的机会。经过跋涉，斯特朗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斯特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军事策略。同时，在观察八路军官兵的过程中，斯特朗发现了他们严明的军纪和硬朗的作风。这些都让斯特朗建立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并预言“中国人征服中国”。1938年1月下旬，结束山西之行的斯特朗回到了汉口鲁兹寓所。归来的斯特朗与同在汉口的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再次会面，并在他们的鼓励下继续开展抗日动员和物资筹集工作。为此，斯特朗在之后各种集会、演讲中，反复激励中国军民，鼓励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斯特朗返回了美国，并将自己在中国各地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材料，托人转交给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够积极援助中国。之后斯特朗在美国开展了巡回演讲，号召进步人士为中国抗日捐款捐物。为了更好争取全世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斯特朗还将1937年至1938年这段经历写成《人类的五分之一》等著作和新闻报道，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更多途径。
此外，1937年至1938年出现在鲁兹故居的人还有司徒雷登、白求恩、路易·艾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司徒雷登在1938年初曾暂居于此，利用鲁兹的这层关系和寓所，周恩来等人与他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希望司徒雷登能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主动的接触取得了积极效果，司徒雷登出席了几天后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友人招待会。这些努力都为抗战时期减少中国军民面临的外来阻力提供了可能，促进了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作者： 徐佳佳，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