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者安得烈·P·威肯斯用十年时间写下《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外科手术到现代神经科学》这本书。从史前时代的环钻术到20世纪现代神经科学的飞跃发展,《脑的历史》描绘了人类对脑的生物学本质的探索。随着解剖学、药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神经外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人类对脑和神经系统的理解不断深入,脑从一个不起眼的器官走向中心位置。
近期,长江日报《读+》周刊采访了本书的译者河北大学哲学院教师李恒熙,与读者分享他在翻译过程中的感触与见解,他认为,“人类意识将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惑”。
李恒熙
在漫长的探索中得到共鸣
1944年,温斯顿·丘吉尔在皇家医学院演讲时说: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
作为神经科学领域学者、翻译家,李恒熙第一次翻阅《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外科手术到现代神经科学》这本书时,正在一家快餐厅等人,书中对古希腊时期的两位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叙述让他倍感惊讶,他当即决定要翻译这本书。
随着对这本书阅读的深入,在对脑的探索的历史上那些值得纪念的节点,为理解人类的心灵而在脑研究中做出的每一步推进,那些为人类探索未知领域而付出的持久的努力与牺牲,深深震撼着他。在采访中,李恒熙不止一次用了“唏嘘”这个词。他说,了解得越多,阅读得越深入,就越敬畏那些难以解答的谜题,而这其中就包括对脑的探索。
如果说有哪一个研究领域最能够展示人类自我认识的曲折道路,那就是脑对脑的探索。从今天看来,对脑的探索不仅是一部人类探索自身心灵的历史,这部探索的历史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人类的心灵史。
据我们所知,人脑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事物,是人类心灵活动的基石。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时刻,脑中都充满数十亿个来回往复的电化学信号,这些数量难以想象的信号以各种模式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一切感觉、情绪、欲望、思维和决策就在这交织中出现了。但我们却并不清楚念念相续的心灵与环环相接的脑信号是怎样联系起来的。为了弄明白脑、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关系,人类作出了漫长的探索。
从今天科学探索所享有的荣光看去,有些探索显得如此悲怆与勇敢,让人读来不禁产生深深的敬意。科学的探索也是人的活动,历史上的科学家们既有在面对磅礴的自然时表现出的无畏与勇敢,也有在面对同侪时的欲望与野心,有对功名的渴求,有对失败的悲伤,有对成功者的嫉妒,也有对自己理论的死守。
在翻译的过程中,李恒熙觉得《脑的历史》既是一部有关针对脑的认识如何演进的著作,也是一幅展示科学家群体的历史画像。关于脑的认识一定会不断更新,但作为人的科学家的群体画像却会延续下去。
《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的外科手术到现代神经科学》 [英]安得烈·P·威肯斯 著 李恒熙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见其他人所未见”
在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墙上,刻有几条传说是阿波罗神谕的格言,其中一条便是广为人知的“认识你自己”。按照传统意义上的解释,这句话旨在告诫人要不断反省自己的内心,也可以理解为人类文明早期对探索人体秘密的渴望。
李恒熙说,人们的观看方式就好像是生命。当我们进入历史,沿着时间的索道向上回顾,最有趣的是看到一个人、一代人、一个时代的人的观看方式在冲突中的更新与生长。观念的生命在不断剔除旧的想法,用新的思想去回应无法阻挡的时代演变。有时候所谓真理,只是为我们从自己的观看方式中看到的东西给予的一个方便称呼。
李恒熙说,当翻译到达·芬奇的时候,他被震撼了。人们都知道达·芬奇是伟大的艺术家,但《脑的历史》这本书却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达·芬奇的视角:一个作为解剖学家的达·芬奇。达·芬奇将自己惊人的创造力归于一个概念,他把这个概念称作Saper Vedere,意思是“知道如何去看(knowing how to see)”“见其他人所未见”。正是在解剖中,达·芬奇看到了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
解剖学家的达·芬奇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由于意大利的天气炎热,尸体极易腐烂;当时人们对人体的解剖还有很多的禁忌。为了回避人们的非议,达·芬奇只能在夜晚闪烁的烛光下,在密室中解剖和研究肢解的尸体。他的探索耗费了很多年,其间共用去了100多具尸体,完成了120本笔记。
达·芬奇从解剖的角度看到其他人所没有看到的。在李恒熙看来,《脑的历史》记述的每位研究者都在开创关于脑的新的观看方式,而且他特别提到,这种开创不是在一个单一角度中的更新,而是有不同的观看角度。神经解剖学、神经化学、精神病学、神经外科学……所有这些为读者构筑起一幅非常立体的观看脑的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观看脑,李恒熙说,只是在十九世纪以后这些观看脑的方式才逐渐百川归海,开始完全受到科学方法的约束。这意味着心灵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发挥解释作用的独立存在,在科学发展的影响下,心灵从发挥解释作用的存在变成了需要被解释的东西。在李恒熙看来,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道路上最为深刻的一个转折。
【访谈】
与神经科学家们的超时空共鸣
读+:是什么动力让您接手翻译这么一本难啃的大部头?
李恒熙:我记得那是2018年11月的一天上午,当时我在肯德基里面坐着等人。在等待的时间里,我浏览了这本书的原著。我发现这本书对脑的历史的追溯非常古远。其中提到的环钻术,表明人类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意识到脑的重要性了。
说实话,看到书中提到在神经科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保罗·布洛卡认为环钻术的功能是驱除邪灵,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么早的人类不仅认识到了脑与心灵之间的关联,而且竟然还会进行外科手术来修正这个联系。不过我想要翻译这本书却是因为另一个更大的惊讶。古希腊文明对于西方文明,或者说对于现代科学文明而言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本关于脑的书又切切实实地增加了一份新的证据。
书中提到了我在之前有一些了解的人物,比如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书中提到的两位希腊解剖学家——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希罗菲卢斯被认为是解剖学之父。这位2300年前的科学家通过解剖学,已经对人类的身体有如此细致的认识。这本书的作者特别提到,希罗菲卢斯发现了神经系统的真正本质,还将他的发现称为“神经”。在作者看来,这个发现有可能是有史以来由个人做出的最为深刻的洞见。说实话,我每次看到希罗菲卢斯的成就,都还能体会到初看到这本书时的震撼,而且这个震撼还因为一个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而得到加强。
希罗菲卢斯的这些成就是在大约20—30年中作出的,这或许并不奇怪,但有趣的是,恰恰就是这20—30年是西方解剖学史短暂的一束微光,因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解剖人体都是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公元15世纪才逐渐消失。不妨想象一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2300年前,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被确立起来的。
顺便说一句,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生活的时代真的是巨人辈出的时代,例如撰写《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创立地理学的埃拉托色尼、提出日心说的阿里斯塔克,更不要说辉煌如日的阿基米德……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愿意去遥想当年的时代。
读+:书中的内容是否刷新了一些人们对脑的认识或者神经科学的认识?
李恒熙:说真的,我当时完全是因为阅读的震撼,而不自量力地将这本书的翻译计划报给出版社的。
这是一本历史书,我想它不会刷新人们对脑的认识,因为在今天,这种刷新需要站在前沿科学家们艰苦卓绝的工作之上。但我想,书中的内容会洗刷人们对自己的认识。
人类难免是自我中心的,就历史而言,我喜欢把这种自我中心称之为时代沙文主义,人们喜欢把自己这个时代的观念水平立为标准去品评过去,在这种品评中往往带着一点轻视。人们很少想到在未来的人们眼中,我们亦如我们眼中的古人,就像王羲之《兰亭集序》中说到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其实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和我们一样,站在他们的前沿,面对他们的问题向前掘进。
我想这本书会让人们又一次在时代的纷繁差异中看到人类精神同质的那一面。
说到收获,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就好像从河流的发源地一路溯河而下,看到沿途的风光,来到自己的渡口。你知道河流还会继续向前,这个时代不是终点。在这条河流中你看到了史前人类的环钻术,看到古埃及人为了制作木乃伊将脑当作垃圾丢弃,看到历史上的灿烂群星,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看到作者讲述今天的前沿,讲到人工智能,讲到脑机接口,还看到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阿兰·图灵这样的巨人。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可以获得一种深切的历史感,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
读+:要翻译这样一本书,就需要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有所了解,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如何理解这些广泛而专业的知识的?有怎样的心得?
李恒熙:我之前翻译过一些与此有关的书籍。但由于这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更长、领域更多,翻译起来的确要困难一些。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生物学领域Cell这个词被翻译成细胞,但其实用这个词指细胞这个意思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因为细胞是在发明显微镜以后才进入人类的知识图景中的。但在这本书中,作者将整个西方的中世纪关于脑的理论称为Cell Doctrine,要如何翻译这里的Cell?是一个颇费踌躇的事。后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将这个词翻译为“隔间”,本书的编辑还专门询问过我关于这个词的翻译。
至于心得,我想说的是,翻译这本书让我强化了一直以来就有的一点想法,那就是人类既生活在一个似乎无穷的认知网络里,也在创造着这个网络。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我们常常只会沿着其中的一条线索前进,追随自己的兴趣,做非常微小的探索,但其实在这个线索上有许许多多的点,从这些点旁逸斜出,便进到另一个世界。这有点像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所描写的那样,比如当看到埃及人为制作通往来生的木乃伊而对待脑的方式,我就想,如果有另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探赜索隐,我们就可以从古埃及人最为不屑的脑中看到他们奇异世界……在我自己的翻译过程中常常都会旁逸斜出,陷入到一点想象中。
读+:脑与心灵联系的研究,最关键的里程碑是什么?
李恒熙:其实人类很早就发现脑与心灵的联系,这可以从本书中提到的环钻术看出来,但在后来的历史上,这种联系并不是稳固的。比如在古埃及,人们会认为脑和心灵之间是没有关联的,他们甚至认为脑是身体的废品。但在古希腊,像希波克拉底这样的医生,明确地把脑和心灵之间建立起关联,但是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这种关联似乎又被取消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脑只是一个为身体降温的器官,重要的是心脏。
在此之后,脑与心灵的关系被稳固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关系基本上可以被表述为一种二元论,也就是心灵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和身体中的脑有紧密的联系。在近代,笛卡尔将这种二元关系用一种非常哲学化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想笛卡尔之后,脑和心灵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这种二元关系逐渐衰落的过程。这种衰落固然有哲学上内在困难的缘故,但最重要的还是自然科学的崛起。科学塑造的世界在缓慢地转变人们的信念,而这时候,有一种哲学兴起,要去表达和捍卫这种信念。
庖丁之刀难解“意识”这头牛
读+:通过神经科学的进展,我们最终有希望揭开意识的终极秘密吗?
李恒熙:这个问题很宏大,但我想,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是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因为正是在自然科学所塑造的那种世界观的背景,“意识是什么”才成为了一个如此焦灼的问题,在古人眼里,这个问题好像并没有特别引起他们的重视。
比如在柏拉图看来,肉体是囚禁灵魂的一个牢笼。灵魂降落到人的身体里面,然后灵魂又可以离开人的身体。我们假设灵魂、意识、心灵这三个词语可以交换使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认为灵魂和身体是可以分开的,灵魂有一个自己完全独立的存在方式,它可以不受制于我们身体的存在。但在今天,我们会很自然地发问:灵魂怎样进到身体里面,又是怎么能和身体在一起的?
我们之所以可以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在今天意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一个极其自然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只要我们仍旧接受自然科学所给我们塑造的世界观,那么,对于人类而言这将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希望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惑。
读+:您为什么希望它是永恒的困惑?
李恒熙: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的能在自然科学所塑造的世界观中搞清楚意识是怎么回事,人似乎就丧失掉我们如今认为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我的意思是,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是在我们的理解中被把握到的,而我们如此这般的理解,又恰恰是在无法被科学的罗网所捕获的意识中做出的。
或许意识真的是在科学所理解的物质的世界上产生出来的,但幸运的是,意识自身却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我愿意认为,意识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它无法通达自身的沟壑,而恰恰是这一点让有意识的存在者创造出了一个属于它们的内在空间。
读+:所以您认为今天在意识问题上的主流理论是苍白的吗?
李恒熙:其实我想说,甚至连苍白都说不上,因为苍白看起来还有点颜色。打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一个人坐在物理主义的列车上,沿途的景色让他觉得妙不可言,但遗憾的是,这趟车却不能带他去到目的地。
在我看来,脑与意识的关系有一种让人左右为难的感觉,你往左边走,右边在扯着你;你往右边走,左边在扯着你。就好像想用一张羊皮努力盖住一头牛,我们看到盖住的地方便以为盖住了,但只是没有看到那个裸露出来的地方。
在我看来,意识问题这头牛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类如今关于它的所有理解方式都各自是一张羊皮。但我也承认,在任何持有某一种理解方式的意识看来,哪里有什么牛?或者即使有牛,他们拿着的也不是什么羊皮,而是庖丁之刀。
用哲学的方式去理解意识问题
读+:在您看来,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探究意识这个问题呢?
李恒熙:我并不清楚有什么具体的方式来探究意识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意识和心灵的问题是哲学家专属的领地,但如今我们也听到意识科学和心智科学这样的说法。就像如今早已独立的各种科学是从哲学中诞生出来的一样,是否也会有这么一天,意识问题也会不再是哲学家的地盘了呢?
著名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科赫在他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科学家们正在开始揭开一个长期困扰哲学家的谜团。”这篇文章谈到了当代一些非常重要的意识理论,比如意识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意识的整合信息理论。
在文章的最后,科赫乐观地说,我们或许可以构建出一个更好的理论,这个理论将令人满意地解释我们存在的核心谜题:一个3磅重的器官如何散发出生命的感觉。我承认找麻烦总是很容易的,但我觉得科赫的确是过于乐观了,因为这些理论并没有让哲学家面对的谜团有丝毫的缩小,原因也简单:意识恰恰是因为科学的理解方式才成为一个问题,它又怎么能在这种方式中获得理解呢?
我们说脑科学是科学,在我看来,除非我们根本改变了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科学的含义,否则在这个科学的意义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意识科学。
如果实在要说有什么探究意识问题的方式,我想说,意识问题终究属于哲学的领地。说来也有意思,哲学以寻求普遍性为自己的理想,但到头来,却最为异彩纷呈。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