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 记者 许峰

新学期开学，“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到学习鸡飞狗跳”，一句调侃的话，让不少有孩子的家庭深有共鸣。给孩子辅导作业，也被网友戏称为“送命题”。家庭教育的学习困难何解？

热度居高不下的“学习困难”门诊，触动着许多家长的神经，也成为他们求解的探寻方向。

“都要一年级下学期了，b和p还分不清。”28日上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学习困难”诊室里，陈宛（化名）很是焦急。

刚刚过去的寒假，“学习困难”门诊延续着一号难求现象，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学习困难”门诊依然火爆。

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频频登上热搜的“学习困难”门诊，依旧蒙着神秘的面纱。

“学习困难”是一种病？怎样的情况才算“学习困难”？这类特种门诊真的能让成绩“逆袭”吗？记者前往首都儿科研究所、浙大儿院等地，一探“学习困难”门诊的纾“难”与解“忧”。 

成绩不好，算不算学习困难？

“学习困难”门诊，顾名思义，针对的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群体。

医学上认定的“学习困难”是一种疾病。

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诊室

“学习困难，也叫学习困难综合征，它就像是一个大篓子，装着很多问题。”首都儿科研究所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张丽丽告诉记者。

从广义而言，学习困难是由智力问题、视听感觉异常、神经功能损害及情绪问题、教育不利因素等造成的学习不良的综合征。而其的狭义表达，则是在听、说、读、写等方面的失调而出现的困难，如阅读障碍、书写障碍等。

那学习成绩不好，算不算学习困难？

首都儿科研究所儿保楼8楼的“学习困难”门诊室外，挂着一个显眼的牌子——“成绩不理想”不等于“学习困难”。

步行1.3公里，穿过5个红绿灯……2月17日中午，刚刚到达北京的徐明初，安顿好妻儿后，便随着导航的指引，来到了首都儿科研究所。

“预约的时间是三天后，先来探探路。”为了给9岁的儿子“看病”，徐明初和妻子双双请了年休，从老家赶到北京。

这一行提醒，让初来乍到的徐明初（化名）有些懵。“他成绩很不稳定，也不知道算不算‘学习困难’。”

自2022年5月开诊至今，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门诊”候诊大厅里，有着这般疑惑的家长，不在少数。

“很多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那就是‘学习困难’。”张丽丽说，短期内的学习成绩不能作为“学习困难”的评判依据。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孩子的学习状态都不好，对知识的接受速度明显比同龄孩子慢；即便调整了学习计划，改变了学习方式，也没有改善的，才考虑存在“学习困难”的可能。

张丽丽和患者交流。

首都儿科研究所把学习困难分为了三种类别，不能学、不会学以及不想学。

《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少时说话口吃，且有严重的阅读障碍，小时候读书，里面的字就像跳动的蝌蚪一样，完全读不进去。

央视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曾模拟阅读障碍者看到的文字，视频中的文字一闪一闪，像蝌蚪一样“游来游去”的，有时文字在“跳舞”，有时文字挤在一堆。

“不能学是指孩子有基础疾病，比如发育迟缓，多动症等。”张丽丽说，不会学，则是从行为习惯、照护缺失等方面，比如忽视、过度屏幕暴露等，需要在养育过程中寻找学习能力低的原因；而不愿学，更是缺少正向的激励，拔苗助长的压力导致孩子自信心和内驱力不足的心理性表现。

数据显示，目前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门诊每年接诊8000余患者，六成以上为注意力问题，其中多动症（ADHD）的孩子占比例较高。

“学习困难”门诊为何一号难求？

从“奇特”门诊到频频出现公众视线，近几年来，全国各地不少医院都开设了针对孩子学习困难问题的门诊。除了以“学习困难”门诊命名外，也有“学习障碍”门诊、“厌学门诊”等。虽然名称略有不同，但门诊量同样火爆。

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门诊的线上预约均为满号。

寒假期间，首都儿科研究所每周三开诊的“学习困难”门诊，放号即满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每日开诊的“学习障碍”门诊，显示一串的“已满”；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因为号源过紧，婉拒采访要求低调。

“学习困难门诊虽然是这几年开设的，但其实溯源很久。”台州市康复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杭金国说，虽然他们并没有开设专门的门诊，但一直都有学习困难、学习障碍的患者的诊治。“目前每周的门诊量大概近百名。”

竺智伟翻出《发育与行为儿科学》为记者讲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育行为科主任竺智伟翻出了《发育与行为儿科学》，书中显示关于学习障碍的医学研究已经历时一个多世纪，其原型主要是欧洲最早报道的儿童阅读障碍。

常规医院能看，专科门诊不少，为何“学习困难”门诊会一号难求？

张丽丽的门诊有个特点——慢，这也是“学习困难”门诊的常态。

从一本书、一个游戏切入，到学习和家庭……每一次门诊，每一个患者，张丽丽绵言细语的对话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不论是孩子还家长，我们要引导他们尽可能地表达，才能找到问题。”张丽丽说，这也导致他们一天的号源仅有30来个。

“平时号源就比较紧张，一到假期就更甚了。”张丽丽说，因为需求量大，他们也开设了线上门诊，以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和患者沟通，但依然僧多粥少。

去年上映的电影《学爸》，黄渤饰演的雷大力为了卷孩子的“幼升小”，奋劲奔波努力。

在“学习困难”的话题中，“逆袭”“提分”等高频出现的伴生词汇，也催生着“学习困难”门诊的就诊热潮，让“学习困难”门诊里，有着无数的“雷大力”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里，学习困难患者在就诊。

“一号难求的背后，也是家长内卷的焦虑。”竺智伟说，在她看来，很多前来就诊的患者根源在于父母的焦虑。

“有一种病叫爸妈觉得我有病。”据张丽丽观察，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门诊的人群中，除了神经系统发育缺陷、心理问题等来就诊的，也有不少因为“成绩焦虑”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而后者在门诊中约占1/3。

“对于存在‘学习困难’的孩子， 我们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干预，让孩子能够正确对待学习，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张丽丽说，但“学习困难”门诊并非“逆袭”神药。“有些孩子学习很好，但家长希望他可以更好。比如孩子考了95分，但是家长希望他可以考到100分，这反倒会让孩子感到落差，甚至自暴自弃。”

治病，更需疗心

从2020年到如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育行为科主任竺智伟，坚持着一个习惯。每一次诊断后，都会叮嘱家长“宽心”。

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宽慰，更是一种治疗方式。

“学习障碍的治疗有两种，一种是治孩子的病，一种是治家长的病。”竺智伟说，家庭是土壤，孩子是种子。种子能长成什么样，跟土壤给与的养分息息相关。

彤彤（化名）是竺智伟的一位病人。在四年级时，就被确诊中度学习障碍，属于数学障碍。

在确诊后，一开始彤彤的家长很沮丧。

“彤彤的绘画和音乐天赋很好。”竺智伟说，在接受治疗后，彤彤的情况有所改观，而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换了一条赛道尝试。现在还没学过日语的她，只要听了一遍日语的歌，就能跟唱。

“想要有别人家的孩子，首先你得成为别人家的家长。”张丽丽说，儿童心理问题包括学习困难问题，都跟早期的家庭养育有很大关系。在诊治这些孩子的同时，如何让父母能共同成长为合格的养育人，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无论在首都儿科研究所还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家长教育都是治疗方案里的重要一环。

“家长心态比较好的，孩子往往预后较好；家长很焦虑的，孩子用药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张丽丽以多动症为例说，这是一种“慢性病”，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睦的家庭关系、轻松的家庭氛围决定着孩子未来的成长。

在张丽丽看来，对于存在“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得先接受孩子在天赋上的个体差异，多倾听孩子的声音，用扬长避短的方式，给与正向的驱动力，让孩子收获信心，才更好恢复并发挥成长潜能。

“遇到这样的学生，我们也会和家长沟通，通过减少学业压力，放大兴趣点的方式，帮助调整学习状态。”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当了十多年班主任的尹美娇（化名）并不陌生，如今在她的班级里，也有一名多动症的学生。

“成绩差、爱捣蛋，还乱打人。”尹美娇说，在和家长的沟通后，她知道孩子一直在接受治疗，便配合家长放大了孩子手工能力强的优点，让他担任了两条杠的“劳动委员”。“现在5年级了，成绩都有70分左右，乱打人行为也销声匿迹。”

我们无法阻止疾病的发生，但我们可以改善病人的状态。

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门诊候诊大厅。

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困难”门诊外，宽敞的拐角处的绿植青翠欲滴；设计成几何图形的座椅，童趣盎然；书架上摆放着知名出版社出版的绘本，任小朋友翻阅；墙上的益智玩具，吸引孩子玩耍，让等待就诊的他们添了一份轻松，少却一份紧张。

2月22日，徐明初踏上了返乡的动车。“看了，是我们焦虑了。”电话里，他的语气轻松了不少。“我跟妻子商量了，取消一些培训班，给孩子多留点自己的时间。”

一号难求的“学习困难”门诊，或许会延续它的火热。

学习困难，将如何纾“难”与解“忧”？

也许，正如张丽丽所说，治病，更需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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