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刊发专版报道民进2023开明出版传媒论坛
百年来，出版传媒业经历了铅与火的变革，突破了光与数的技术，在新的时代承载着新的使命。8月17日，在民进的诞生地、中国近现代新闻和出版业的发源地——上海，2023开明出版传媒论坛、第十届上海民进出版传媒论坛举办，这也是民进搭建出版传媒论坛的第10年。“民进担负重点联系出版传媒界的独特重任，以推动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为己任，坚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聚焦重要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发挥界别特色和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开展社会服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论坛上表示。
8月17日，众多出版传媒业专家、学者、民进会员齐聚上海，围绕“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出版传媒业高质量发展”展开对话，积极为出版传媒业发展出谋划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民进的智慧和力量。
传承基因，拉动引擎
与主旋律共奏时代之音
“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钥”，民进领导人和前辈中有叶圣陶、郑振铎、徐伯昕等一批出版领域的大家。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分享如何从民进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推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优秀作品，助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出版业与主旋律合唱，发出历史回响。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常勃认为，要持续增强主题出版能力。“对中国出版集团来说，主题出版是绵延赓续在血脉中永恒的使命。”他认为，做好主题出版，要聚焦重大核心主题，做好小接口与大利益结合，作者选取与选题创意的结合。要强化重大项目的价值放大效应，要围绕重大主题出版项目形成编辑力量和工作机制、作者资源、品牌影响，在内容的价值延伸上下功夫。“目前一些出版单位重视经济指标，存在编辑超负荷编稿、编书的现象，应该引导大家把更多精力放在打磨精品上。”他说。
今年是叶圣陶先生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00周年。重温出版业先辈精神，从中找出现实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叶圣陶研究会副秘书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刘立德认为，从叶圣陶的编辑出版精神中，“校准编辑出版工作的定位，即出版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人员扮演着文化把关人的角色，为世人提供精神产品。此外，重视编辑出版物的质量和规范，这是编辑出版的生命。还要有开明的风格和气派，具备‘开来而既往，明道不计功’的开明精神。最后，编辑人员要不断提高编辑出版素养，站在时代前列，要探测深广的学海，把编辑出版工作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
培养大批出版优秀人才是保障高质量出版的动力引擎。“出版产业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可是教师还在找鞋子”，目前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僵局如何打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雷启立认为，融通破界是必要趋势。他提出，要政产学研用结合，共建出版学科。一方面，要拓宽教研内容，研究不同的出版业态和运作模式，例如学生与老师以工作坊作为授课模式，以综合性的调查研究为课程单元。另一方面，调查国内外业界模式，将调查结果更新到教材内容中。“希望能与其他专业院校、相关机构组织协作，共同建立产学研基地。”
图书零售作为出版产业的销售终端环节，其发展影响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全国11万家书店散落在各个社区、学校，是重要的阅读空间，承担着全民阅读的公共文化功能。”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介绍，图书批发零售企业免税优惠政策实施已经10年，本轮优惠政策今年年底到期。近年来该政策覆盖面逐渐增加，图书批发零售企业都认为这项政策大大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图书零售企业处于微利或者亏损状态，仍旧需要免税优惠政策支撑。实体书店转型升级仍处在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实体书店在阅读服务领域的操作模式还不够成熟，实体书店当前仍然处在艰难的发展时期。因此，他建议继续图书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延长免税时间。
拥抱AI，抓住机遇
与数字化生产共舞
80年代的打字机，90年代的互联网，过去10年的移动互联网，现在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每一次技术革新一再地震撼着出版产业，协调推进出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成为必然。
“让抖音抖得更厉害一点，让快手更快一些”，常勃认为，做好融合出版，一是要把握好融合出版和出版融合发展的关系，融合出版是以多媒体或全媒体形式呈现的出版，出版融合是以出版的内容或资源整合其他产业形式或产品形式。二是把握好平台与流量的关系，数字出版平台已经成为各类文化产品消费和电子集市，要用好流量数据，通过流量数据分析，确定内容的创作方向，出版周期和发行渠道，研究不同渠道的流量的打法。
目前数字出版平台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毛文涛认为，打造平台应当具备以下三种能力：第一，一体化融媒体编辑能力，这是实现传统内容生产方式向数字化内容生产方式转变，适应网络化传播所必备的工具，也是推动组织转型的助推器。第二，需要具备门户级用户响应能力，这是实现大规模用户连接，形成广泛应用的保证。第三，技术驱动的知识服务能力，这个能力是平台在依靠传统出版长期积累优质资源发展起步之后，能否自我造血，迭代前进的动力机制。“三种能力缺一不可、有机互动，逐步推动平台形成一个垂直领域的数字出版的生态闭环。”他说。
关于AI对出版业的影响，腾讯研究院副院长曹颖有着乐观的态度：“出版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人机协同，AI会变成出版从业者们强有力的工具。”他提出文化科技的概念，即文化产业中的科技，同时分享了文化科技影响下的传统出版业发展趋势——首先，促进出版业再数字化，在内容创作环节，人工智能能帮助作者更好地提升在思想和灵魂上的创作效率，省去了机械重复等工作；在编辑校对方面，出版科技会打造不同的模型，例如古籍出版模型进行智能校对；在营销环节，能够使用AI制作的画面与音乐批量生产，极大提升营销效率。
常勃分享了出版社资源与AI进行产业融合的新思路——出版单位有海量的优质内容资源，拥有正版优质语料资源，而AI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语料升级不断凸显。基于此，一方面，出版企业作为数据之源，将IP和数据集中提供给大模型厂商，并参与收入分成；另一方面，赋能出版企业的出版发行销售和新业务，实现降本增效。“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究，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在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深度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的合作，探索建设高水平行业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平台、技术研发中心，促进相关科技成果在出版领域的转化。”他建议。
增强对外出版
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出版业走出去，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出版行业参与推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助于全面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
“科技期刊在科技界是最重要的评价平台，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林鹏介绍，目前我国缺少自主的高质量国际传播平台。国内自有期刊平台建设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大多作为国外出版发行的补充，国际关注度较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期刊运营。中国具有CN号的英文期刊，82%都是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借船出海”，既不利于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也不利于实现经营模式、出版模式的转型。
“我们要创造一流国际期刊，既要创办一些面向新兴交叉和战略前沿领域的高水平科技英文期刊，也要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有影响力的英文期刊；要在政策引导下，构建国内领先的期刊集群；要通过资本运作整合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建设一支世界水平的科技期刊编辑团队；要打造数个具有高度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出版平台。”林鹏认为，这需要行业主管部门、科学家和出版单位协同推动。
“中国出版的国际化，不是一道附加题，也不是一道选做题，是加强中国国际产品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锐拓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高义程建议，一是要将出版业国际化纳入产业发展规划的试点，做好与之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市场调查，提出具体的目标任务，将出版发行单位国际化水平纳入发展评估的指标体系，从经营、人才、项目、收入等更多维度，来评价出版发行单位的国际化工作。二是加强和出版业国际化有关的政策支持和配套建设，大力促进中国出版发行机构的国际化发展，鼓励不同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图书版权贸易、国际出版合作和开办投资收购海外公司，重点优选和培育一批出版企业、发行企业，开展出版国际化工作。三是在国家层面上，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版权的国际贸易，将版权输出工作从重视数量向既重视数量更重视质量转变，将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向从市场获取经济回报，并形成良性循环转变。
（来源：团结报，作者： 薛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