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北部，地处淄河和系水之间，由大、小两城组成，总面积约16平方千米。大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小城位于大城外西南部，部分伸入大城西南隅，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面积约3平方千米，始建年代为战国早中期。小城内发现很多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应是“田氏代齐”后新建的宫城。
小城正式的考古工作始于1958年10月，距今已有65年的历史。1964年至1984年，考古工作者对小城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基本上探明了小城的布局形态。从2011年到202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又在小城内外开展了一些新的考古工作，获得了很多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小城布局的认知。
以沟渠分隔城内南北功能区
以往的考古成果显示，小城内遗存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似可分为南、北两大功能区。北区发现很多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部分冶铁作坊等，主要属宫殿区、官署区和高级贵族居住区；南区主要发现有铸铜和铸钱等作坊遗址，还有一些夯土遗迹（第14号重点保护区），应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由此，小城整体呈现出“北宫南工”的格局。两区大致以通往西门的东西向道路北部为界。
2009年，在小城西墙两个拐角之间的城墙下面新发现了石质构筑设施，应属排水道口遗迹，它大体正对大城南墙，再考虑到《水经注》中有河流从“桓公台”前面流过（“淄水出其前”）的记载，韩伟东等学者认为，田齐统治者建造小城时应利用了原大城南墙西段的护城河，使其成为小城内的供排水设施。这段护城河或许在修筑小城前就直通小城西墙外的自然水域，也可能在建造小城时才向西修挖以通向西墙外部。依托原有大城护城河而建的这条沟渠横穿小城，使小城显现出“跨河建城”的特征。
小城内这条东西向沟渠正好位于南北两区的分界线一带。可见，沟渠除了具有排水作用外，还是小城划分南北功能区的重要界隔设施。也就是说，在营建小城时，筑城者可能直接利用原大城南墙西段护城河（或略加改造）将小城分隔为北部贵族活动区和南部官营作坊区。
建城时利用原有沟渠或河流进行功能分区在东周时期屡见不鲜。曲阜鲁城即利用城内北部东西向的自然河道分隔功能区，因为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全部位于河道以南区域，而北区则未见大型建筑基址，表明南北两区功能有别。楚都纪南城直接利用城内新桥河与龙桥河划分宫城和郭城，燕下都东城也是直接利用城内北部的三号河渠区分宫城和郭城。利用原有河、沟分隔功能区的做法在后世城市建设中也一直被沿用。
城内外皆设大型苑囿
2012—201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小城内东北部的10号建筑遗址前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探明了其形状、结构问题，发掘者先后认为该建筑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宫殿、宗庙遗址。这个性质判定意见似需再斟酌。小城城墙、城壕和城门等设施的构筑情况显示，大、小城连接的部分是小城重点设防的区域，防御对象主要是居于大城的姜齐遗民等，也就是说田齐统治者将小城东、北两面的对内防御置于西、南两面的对外防御之上，呈现出“防内重于防外”的特征。据此，无论是作为国君居住和理政场所的宫殿，还是用于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宗庙，前者是最高权力中心，后者是国家政权的象征，都是事关齐国生死存亡的最重要、最尊贵的建筑，皆不可能被建于小城内东北部。换言之，处于小城设防重地的10号建筑遗址应不是宫殿、宗庙遗址。
小城内东北部区域地势低洼，且地层简单，文化堆积很薄，尤其是除了10号建筑遗址外，未发现其他大型建筑遗迹，加之10号建筑遗址本身形制特殊，基址北部内凹、南部外凸，东西两侧北部外伸，而且周围还环绕有大片水域。因此，有理由相信这片区域很可能是齐王室的苑囿。这里既是国君休闲游乐的场所，同时因位于城防重地，对其西南部的桓公台宫殿建筑群而言，也是军事护卫区和缓冲区。
小城内东北部苑囿区与西北部宫殿区东西并列，呈“西宫东苑”的宫苑分置格局。在城内宫殿区附近设置苑囿，在中国古代十分常见。如偃师商城宫城、燕下都东城、汉长安城未央宫、唐长安城大明宫与兴庆宫等宫城内部皆建有池苑。根据宫殿与苑囿的空间位置关系，可将其分为两个类型：宫苑聚集型（同处一地）和宫苑分离型（分处两地）。在上述诸例中，仅燕下都属于前者，其他皆属后者。
除了在小城内东北部建造大型苑囿，田齐国君还在城外西部沿用原有池苑。
考古人员最初对小城勘探时就在西墙中部外侧发现一片沼泽，认为是系水源头，推测应是齐国的“园囿”。新近的考古工作证实了先前的勘探结果，此处确实存在一片湿地，而且范围很大。《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夏，五月，（齐懿）公游于申池。”杜预注：“齐南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疑此则是。”若杜注“南城西门”是指小城西门（也有可能指南墙西门），那么西墙外的这片大面积水域应是“申池”所在。鲁文公十八年是公元前609年，属春秋中期，当时大、小城均未建造，这片水域位于统治中心外的西南部，姜齐国君可能将其建成一处大型苑囿。小城修建以后，很可能又继续作为田齐国君的城外苑囿。
城外这片大型池苑紧贴小城，便于国君出城游玩。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军事防御功能。桓公台宫殿区位于小城内西北部，靠近西墙（仅相距约260米），于王室安全较为不利。在西墙外设置苑囿，可在城西构建一个空间隔离区，特别是宽阔的水域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这样的规划布局有力弥补了宫殿区因靠近西墙而带来的防御缺陷。这或许也揭示了将宫殿区建于小城内西北部高地而非中部高地的原因。
同时，这还破解了小城的选址之谜。后筑的小城建于大城西南部应与自然环境优越有关，此处地势较高，且靠近小河（系水）、远离大河（淄河），既方便用水又可防水患，这点不难理解。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占据大城西南隅很大面积而非直接建于大城西南角外？这可能是小城西墙筑于水域东侧以便将水域置于城外所致（水域范围太大故不宜置于城内），为保证小城有足够大的活动空间，不得不将小城东墙建在大城内部。小城南墙外侧也有湖沼，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由此，形成小城大面积伸进大城内部的镶嵌格局。也正因如此，小城才格外加强与大城连接处的防御。此外，小城西墙发生两处拐折，应与沿水域东缘修筑有关。
2021年，小城南墙外部的勘探工作显示，这里地势低洼，洼地呈东西长条状，与南墙大体平行，且有大面积淤土，罕见文化遗存。因而，此处也应存在一片水域。南城壕相对较窄，宽约13米，故这片水域弥补了小城南面防御的不足。
城外壕内营建夯土建筑群
2017年至202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城西门外南部约150米处新发现一片战国中晚期的夯土建筑群。该建筑区紧邻小城西墙，南宽北窄，平面略呈梯形，面积近4万平方米，共发现14座建筑基址。建筑群北部即为小城西墙外的自然水域，西部和南部挖有壕沟，壕沟南、北分别连通小城城壕和水域。南壕沟宽6—8米，深3米，内侧发现一道宽约6米的夯土垣墙。建筑群与小城之间未挖壕沟，建有一条南北向道路（L1），宽约6米，北接小城西门，向南可能通往小城南门。这片建筑群排列规律，呈南北四排分布，北部三排各有3座建筑基址，南部一排有5座基址。在南排基址和南墙之间还发现一片东西向广场。另外，在建筑群西部发现大量铸币遗存，出土齐刀币范残块2500余件，时代属战国末期，说明这处建筑群废弃后被改建为铸钱作坊。发掘者认为，这处建筑基址群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稷下学宫”。
这处建筑群的规划颇具特色，既建于小城外部，又被小城城壕圈围在内，反映出二者既彼此独立又联系紧密的特殊关系。这样的规划模式对小城来说，既不影响城内生活，又可作为城外的防御屏障。同时，建筑群本身还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北部是大型水域，西、南两面挖有壕沟，壕内建有垣墙，且南墙东端向北折，与小城西墙之间设有门等，无不显露出浓烈的防御色彩。
城外壕内营造建筑群还见于燕下都东城。该城外北部建有老姆台建筑群，北墙东端护城壕向西北斜行，并连通北易水，将建筑群围在内部（壕内暂未发现垣墙）。这种建造方式虽不是孤例，但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并不多见。
至于这处建筑群的性质，本文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可能性很大，但限于材料目前还无法“说死”。关于稷下学宫的具体位置，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争议极大。据方辉等学者的梳理，主流观点是位于稷门附近，但稷门的位置有两种说法：西门说和南门说。因很多文献记述学宫位于系水附近，而系水又在临淄城西侧，故前者也可称为系水附近说。若要彻底解决这一争议问题，可能还需仰赖考古手段，即对临淄大、小城西面和南面诸城门附近开展全面的考古工作，重点探寻战国时期面积较大的高等级建筑遗址。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团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