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杏忠教授：

出版刊物是学术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随着一些评价体系的开始，有很多“商业行为”参与到了刊物出版的过程中，这个（商业行为）影响了学术界的一代人。现在我们与一些年轻的学者交流，他们更多地在问影响因子，而不是学术贡献。但是一些资深的学者更多的还是看重发表文章的质量、研究结果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

刊物的出版，我自己觉得正在慢慢地回归到它的本意，更多的是学术交流。作为出版社，在学术交流的基础上做一些商业方面的运作和开发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还是要做严肃的学术期刊，因为严谨的科学家在对期刊进行评判的时候，不是评判它的影响因子，而是刊物文章的质量。刊物质控方面，我们还是本着学术交流这一个基本原则在做，并没有刻意地去运作引用。推送我们是有的，有宣传刊物文章的效果，但是没有特别强烈的运作，或单纯以进SCI为目的，或人为地让大家引用。我觉得我们的刊物在领域里，在学术界，在国际上，还是有很好的影响。关于刊物的质量控制，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刊物获得影响因子之前，在最初发展阶段会受到较大限制。我们会争取一些国际同行们的支持，文章质量还是蛮不错的，国外很多同行比较认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稿源。

刘杏忠教授：

我认为主要涉及到评价体系，一些单位的考核会按照刊物的分区或是影响因子来计算。这会影响大家对影响因子不高但整体质量不错的刊物的投稿积极性。我认为每份刊物都有自己的定位，不同的学科，影响因子不一样。

刊物的质量以及文章的质量与评价体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综合辩证地看。如果一个单位比较成熟，会进行区分，对不同的领域会有区分。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辑，还是应该本着办严肃优质期刊的宗旨，这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

刘杏忠教授：

中科院的考量不是以绝对的影响因子去评判，我所在的微生物所，也分不同的领域。比如医学微生物，与其相关的免疫学文章的影响因子就很高；真菌方面的研究，影响因子就普遍偏低一些。中科院会针对各个不同的领域，筛选该领域比较严肃、优质的刊物，进入考评目录。现在的趋势，也在参考预聘、长聘等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现在科研人员压力非常大，考评也在逐步优化政策，在长聘的时候考核会宽松一些，这样大家就更看重的是在严肃优质的刊物所发表的文章，而不是单纯地去计算分数。

刘杏忠教授: 

Mycology 在质量控制上很下功夫。我们的编辑会分领域，收到投稿之后，我们会做初步的审查，如果文章的质量不行，我们会直接拒掉。如果文章是可以的，就安排相应领域的编辑处理、送审、最后把关。我们主要按照经典的流程和方法，没有过多地考虑文章是不是热点文章。我们还是按照学术上的创新性或者学术的意义，由审稿人和负责的编辑最后拿出意见。主编在一开始会在文章上做初步的把关，把一些不好的文章淘汰掉，我们做质量把控。我们坚持经典的流程，遵循学术的创新和学术价值，拒稿率比较高，文章质量还是不错的。

刘杏忠教授:

和Taylor & Francis合作这么多年，我们的感觉是，作为一个老牌出版社，它仍然是以学术为重，没有过多的商业运作，不会给期刊特别的压力。得益于基本的理念和思路的高度契合，合作这么多年，我觉得比较舒适流畅，服务各个方面都不错。与此同时，在提供给编辑的服务方面，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流程，提高沟通效率。

Sabina Alam博士:

当涉及到学术出版伦理和诚信时，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对我们都很重要，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就意味着围绕着出版伦理和诚信会有更多问题出现。因此，人们更加关注出版社在参与学术界工作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作为直接参与者，我们确实有责任提高人们对负责任的研究报告和实践的理解，从而推进出版伦理实践。我们所出版的内容会对民众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科研如何发展。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必须紧跟全球技术变革，与全球范围内的科研工作方式保持一致。研究可在不同地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所以，我们的编辑方针和我们的实践需要与之保持同步。我们还需要确保我们的作者充分了解出版伦理，以避免无意为之所产生的不当行为及其后果。所以，我们需要在与作者的沟通交流中发挥作用，加深他们对出版伦理和诚信相关标准的了解。

近年来，学术造假或违背科研诚信的活动有上升趋势。这些行为影响了公众对学术出版内容的信任，对于这样的内容，我们作为出版社会迅速采取应对方案和行动，因为我们必须始终确保出版内容的高质量和可信度。为此，我们需要技术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外，随着研究产出的增加，审查力度也会增大。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出版内容在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诚信。

Sabina Alam博士:

目前，出版伦理和诚信部门已然成为Taylor & Francis的一个重要支柱部门，下设出版伦理与诚信、科研拓展与推广两个团队。我们的职责更像是出版内容的 “守门员”或“守护者”。总的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伦理和诚信根植于Taylor & Francis的基因之中，无论是投稿还是出版，甚至是我们推广内容的方式，我们需要将伦理与诚信植入我们所有的流程和政策之中，融入我们一切的经营活动。

Sabina Alam博士:

Taylor & Francis出版伦理和诚信团队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其一是处理伦理案例，开展专家调查，这是为了确保我们所发现的任何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调查和解决。

其二是主动发挥预防作用，包括制定和分享编辑指南等方面。编辑指南是保证高质量内容的基石，我们能够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确保编辑指南与时俱进，并与所有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沟通并达成一致。处理伦理案例所需的工具和资源，与公司整体意识的提升、培训和参与度相辅相成，也与期刊编辑和作者密不可分。另外，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对流程进行优化，不断地提出更好的监测机制。

其三是对公众负责。我们坚持知行合一。我们需要确保在作者服务、编辑资源等网站上对外公开的所有出版伦理和诚信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言出必行，并为之承担责任。

此外，我们的科研拓展与推广团队也发挥着对外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作用。

Sabina Alam博士:

从实施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开始与其他部门合作使用一些技术和工具。比如，我们检查抄袭的工具的工作表现是相当稳定的。

图像处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图像处理都依赖于人工检测的能力，我们正在与行业中的相关合作伙伴合作开发并测试图像监测工具。

引进更好的技术来检测学术造假等不当行为，引入足够敏感和可扩展的方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Sabina Alam博士:

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稿件的确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重复问题。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论文工厂”。这并非是中国特有的，但是由于来自中国的稿件数量比较多，这个问题会凸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在整个业务中保持一致的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在全团队建立统一的工作方式。我们在与中国科研人员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在出版伦理和诚信方面，都应该遵循统一的标准和方式。例如，我们从开始就需要让科研人员和作者了解出版伦理标准，因为中国有许多非常优秀的科研成果，我们希望那些脚踏实地认真搞科研的作者，能够以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式得到认可。 

如果作者在出版伦理和诚信方面，明知故犯，他/她将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沉重的后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案例确实是无意而为。因此，出版伦理和诚信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将工具和资源分享给作者，以帮助他们在投稿之前就能够深入了解出版伦理和诚信的各个方面，这样就可以帮助作者避免只是因为不知道标准而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