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总结伍廷芳的一生功绩说：“论者谓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公为第一人。香港侨民得为议员，以公为嚆矢，任法官者，公一人而已。⋯⋯自以与于缔造民国之役，不忍见为武人政客所败坏，故以耄耋之年，当国事，犯危难无所恤，卒以身殉。悲夫。其对于社会，如提倡国货，倡剪发不易服之议，以塞漏卮，皆有远识，能造福于国人。”
■蔡登山
伍廷芳（1842－1922），本名叙，又名伍才，号秩庸，后改名廷芳。广东新会人。其父伍荣彰在新加坡经商，伍廷芳生于英属马六甲峆都安南，四岁随父回广州芳村定居。
幼年就读私塾，但不喜章句贴括之学，因此转到一所教会就读，也因此认识英国牧师晏惠林谂，在其推荐下，离开广州赴香港入圣保罗书院，潜心攻读英文、数学和物理等课程。
在校期间，伍廷芳萌生了做一些“苏醒中国灵魂”，“矫正外人错误观念”工作的想法。具体来说，就是办一份报纸。一八六–年，他与黄胜—起创办了《中外新报》，是为近代最早的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四十年后，伍廷芳无不骄傲地回忆道∶“自从我们的第一张报纸以小小的纸张出版，到现在它领导并塑造了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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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一年，伍廷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任译员。
一八六四年，伍廷芳与牧师何进善（福堂）的次女何妙龄结婚。伍廷芳热心于新闻事业，同年创刊的香港《华字日报》曾得到伍廷芳的支持。
一八七–年，伍廷芳调任巡理庭首席译员。
一八七四年，伍廷芳以薪俸积蓄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攻读法学。三年后毕业，取得法律博士学位，获大律师资格。因此人称“国人为外国律师者，公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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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二月，伍廷芳因其父病逝，匆匆返港。五月十八日，伍廷芳受香港律政司菲利普·佐治聘任为英国殖民地律师，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华人律师，同时又被港英政府选任为考试委员。
一八七八年，香港第八任总督轩尼诗对伍廷芳的服务精神极为赞许，于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委派他为掌法绅士（后译“太平绅士”），开华人任“太平绅士”之先河。
“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简称JP），源于英国，是一种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持小区安宁、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原意为地方执法官，旧译作治安委员，但不知何时，一位衙门师爷凭其神来之笔，将其译为“太平绅士”。
太平，令人想起代表香港的太平山，因此大家望文生义，就成“香港绅士”了。它由代表英皇统治的港督委任，人数极少，尤其是华人，更视之为傲视同侪的身份象征。此后获得此称号的人，在中、英文姓名之后，加上“太平绅士”与“J．P．”的称谓，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名流。上世纪的香港，不少华人千方百计以获得J．P．为荣，在他们眼中，似乎“太平绅士”比O．B．E（大英帝国最优勋章第四等）更重要。
在当时，港英政府委任的“太平绅士”只有四十名，其中三十九名为西人，只有伍廷芳一位华人。
一八七九年，香港华人争取参政的要求日益高涨。一些有影响的港商具名请愿，推举伍廷芳进定例局（Legislative Council，即立法局）。
一八八–年二月十九日，由于轩尼诗和香港华人领袖的推荐，伍廷芳成为立法局非官方议员，打破英国人三十八年来独霸香港立法机关的局面。在港供职期间，伍廷芳积极支持轩尼诗的开明政策，反对歧视华人，废除公开笞刑，遏制贩卖女童等。其对香港的商业发展、城市建设及社会福利诸方面亦贡献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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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二年，伍廷芳进入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筑铁路、办交涉，改法制、争国权及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一系列事件。自此成为“中堂（指李鸿章）的主要助手”。
一八八四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一八八五年，日方派伊藤博文带团前来，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了六次会谈。最终，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会谈中伍廷芳担任英语译述，并与伊藤相识。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溃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廷屈辱求和，总理衙门大臣、前驻美公使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带领的代表团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赴日议和，伍廷芳以候补道担任头等参赞官同行。
二月一日，中日双方在广岛县厅首次会晤、互核文书、凭证等。第二天再见面，日方却以张、邵二人并非全权大臣、不具议和条件，宣布拒绝开议，并要求中方代表团须于二月四日之前离开。这无疑是对张荫桓、邵友濂以及清廷的羞辱。但就在二月二日和谈中止，张、邵二人都返回馆驿后，日本首相、全权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却留下伍廷芳，“执廷芳手留坐良久”，详细介绍了日方对谈判大臣、全权委任状等的要求。
伍廷芳研究者、香港大学张云樵认为，伊藤博文此举，一是因为伍廷芳才能出众，“颇得敌国首相的敬重”；二是“伊、伍是同时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彼此交谈，比较不拘形迹”。但历史学家孔祥吉考证后认为，伊藤博文与伍廷芳相识并非在伦敦，而是在一八八五年天津会议中的旧知。在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被拒之后，清廷根据伍廷芳所转达的伊藤博文旨意，改命李鸿章为钦命全权大臣，再次赴马关议和。伍廷芳作为头等参赞，跟随前往日本马关。最后，中方被迫于四月十七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同年五月，伍廷芳代表清廷在烟台与日方完成换约。
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伍廷芳持亲近日本的立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的接触中多次泄露了许多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或许，在伍廷芳看来，朋友之间不应有所隐瞒，但日方却当作机密信息迅即向国内报告，作为与清廷谈判时的决策参考。在中日谈判的关键时刻，伍廷芳冀望日本施压由其出任驻日公使等举措，暴露了其人生最不光彩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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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七年三月中旬，伍廷芳自上海启程就任驻美公使，四月二十四日抵达华盛顿，五月一日向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就任驻美公使。
一八九八年，伍廷芳鉴于德国出兵强占中国胶州，列强行将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乃上书清廷，请求联美以御外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清廷的认可与采纳。
同年四月十四日，美国借款兴建粤汉铁路合同成立，伍廷芳代表盛宣怀签字，美方由“美人经营中国开拓公司”贷予中国四百万英镑，作筑路工料费，年息五厘。中国给予美商公司铁路筑成后最初四十五年营运利益百分之二十，美商公司并得建筑支线采矿及他种实业。
这合同最后证明是伍廷芳的一大失算。
伍廷芳在美多次演说，对美国民意舆论自将发生影响，而对于联邦政府在制订外交政策上亦有很大影响。
一八九九年九月十七日，美国宣布“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伍廷芳有其功劳。伍廷芳是中国驻美使节注意到民意舆论可以影响外交政策之第一人，之后的胡适、蒋廷黻、叶公超莫不以此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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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十月伍廷芳奉调回国，负责与列强谈判新通商条约；出任商部和刑部侍郎，与沈家本一道主持改革法制、制订新律的修订工作，为清廷实施新政做准备。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主持制定了《大清新编法典》及《大清现行刑律》为中国走向现代法律体制奠下极重要基础，还推动废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最残酷、最野蛮的重刑，以及连坐等不近人情的法律条款。
一九–七年三月十一日，伍廷芳再膺出使美国之命。伍廷芳这次在华盛顿的时间远不如第一次之长，加以驻美公使兼任驻秘鲁、墨西哥、古巴三国公使。
伍廷芳第二次西行时，美洲华侨风气已开，许多人捐款、买军火、加入同盟会，积极支持国内此伏彼起的武装起义。他曾电告清廷，防范革命党从美国运军火回国策划起义。
伍廷芳作为“畅晓洋务又谙外国语文者，除曾纪泽外，尚不多见”者，被认为是“一个新的东方外交家”。他思想开放，忠于职守，精通国际法，在国内德高望重。从其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记载来看，伍廷芳能做到主动外交、不卑不亢，获得了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的喜爱，实属不易。但在当时，“美国也有人反对伍廷芳，他们不满伍氏痛斥美国排华的政策，及参与一九–五年抵制美货运动，因而不赞成接纳他再任公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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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三月，伍廷芳卸任，离美经欧洲回国。他辞官寓居上海，凭借个人的社会声望从事公益活动。他提倡用国货，禁香烟，办义赈，并开始研究灵学。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闻风响应。身在上海的伍廷芳受到革命激流推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首联诸名流”，乃宣布赞成共和，声援起义。
十月十九日，南方光复各省在武汉一致推举伍廷芳为民军总代表，同袁世凯派来的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黎元洪初以事发于武昌，应由鄂主和议，嗣见孙中山、黄兴反对，必须在沪开会，而众论不一，遂亦放弃其所主张。
唐绍仪初抵沪时，孙、黄尚未派定代表，又以唐绍仪为清廷显宦，政学前辈，须觅声望相埒者与之抗手，一时颇难选择。屡经物色，始获伍廷芳。其实伍氏向来不问革命事，亦不与党人通声气，出任代表是由陈其美力请而来。
事后伍廷芳曾告诉赵凤昌，一日陈其美径向伍寓造访，请其出任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不识陈其美，再三婉却，陈其美竟跪地恳求。伍廷芳感其诚，始允就任。及假英租界市政厅开会，伍廷芳忽念及代表尚无证书，于法不合，当由赵凤昌代为转促缮发，次日持赴会场，始能集议。
伍廷芳尝就李鸿章幕府，又曾在北洋为官，与唐绍仪原是熟识的。和议既开，进展甚缓，此因言战言和，袁氏已熟审其举足重轻，为使篡国阴谋，辗转曲达，于是有意挑剔，遇事阻挠，致除双方停战限期以外，迄无成就。终则猜疑唐氏，倾向南方，免其代表职务，亲负和议全责，而于暗示之中，以取得总统大位为其翊赞共和的交换条件。而时山西、陕西相继光复，南方声势日宏，所苦实力未充，饷械仍绌，为了迁就现实，迫不得已，计唯先树政体，再图其他，因由孙中山宣言让贤，并向参议院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餍其欲。一面于参议院所制约法中，规定责任内阁制，总理及阁员须经该院投票同意。此外又明订移都南京，袁世凯须南下就职，其作用为假手宪法之束缚，以阻遏袁世凯当选后的野心。袁氏初时不肯应允，嗣经时彦在赵凤昌的惜阴堂辩论调处，以唐绍仪加入国民党为内阁总理作为缓冲，才算解决了表面上的症结。于是袁氏才以逼宫的姿态，嗾使北洋军人纷电奉请清帝逊位，又以危词要挟隆裕太后及摄政王。清廷知大势已去，乃允交出统治权而接受优待条件，因之共和政体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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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十一月，经黎元洪推举，伍廷芳复出，任皖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
一九一七年春，北京政府内部围绕参战问题、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及职责等问题发生了“府院之争”。伍廷芳的政治理想是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军人干政。因反感于国务总理段祺瑞联合督军团干政，他与黎元洪站在一起。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签署命令，伍廷芳副署，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由伍廷芳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离京赴津，皖系控制的北方各省先后独立，北京政府遭遇危机。六月七日，黎元洪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解纷争，但张勋趁入京之机，却行复辟，逼迫黎元洪下令解散议会。伍廷芳认为此举是践踏国法、强奸民意，拒绝副署。六月十二日，黎元洪免去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兼职，任京津警备副司令江朝宗暂代国务总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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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伍廷芳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九月一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十日，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伍廷芳被任为外交部总长。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会议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但当时西南各省军阀并不真心拥护孙中山护法，为排挤孙中山，滇、桂军阀利用非常国会于四月十日开会决定改组护法军政府。
五月四日，孙中山通电辞去大元帅职。十日，国会非常会议规定取消大元帅制，实行总裁合议制。二十日，伍廷芳与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林葆怿七人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政务总裁。二十一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回上海，护法运动失败。七月，伍廷芳等在广州联名通告，宣布七总裁制之军政府成立，伍廷芳兼任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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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四月，伍廷芳发表宣言，声明他离粤后政务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一切行动，概属无效。六月二日，孙中山、伍廷芳等人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由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总裁发表联合通告，否认以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及在广州的国会。
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偕同唐绍仪、伍廷芳回到广州，一九二一年五月，恢复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伍廷芳被任为外交兼财政总长，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一九二二年四月，陈炯明因反对北伐被免去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职。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入永丰舰。次日，伍廷芳偕其子伍朝枢上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大计。同时，伍廷芳还以外交部长名义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严守中立，不要支持陈炯明部叛乱。回家之后，他仍愤怒不已。第二天，伍廷芳接到陈炯明来电，要求他劝说孙中山下野，言辞中颇为不敬。一气之下，伍廷芳病卧不起，伍朝枢立即送他进医院，被确诊为肺炎。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伍廷芳在广东省立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一岁。当时孙中山仍在永丰舰指挥作战，闻耗，悲悼至极说：“伍总长之死，是光荣的死；惟老成凋谢，自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了”。后人为纪念其丰功伟绩，铸有巍巍铜像立于广州越秀山，以供瞻仰，追思前贤，愈增怆怀无已！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