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如是讲道。回顾以往文艺作品，那些富有魅力的角色不少是在追求内心真理的同时，又坚守普通人的道德义务，在自我矛盾中走向统一。最近，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电影《奥本海默》在国内上映并掀起观影狂潮，或许就是因为其呈现了一个在矛盾中实现升华的科学家形象。一个具有多重矛盾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正是这些多维度的矛盾共同作用，既推动一个人成长，也推动他/她避免陷入某种固执的牢笼。就像向着不同方向伸展的枝丫，共同牵引着树干的成长，也为它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电影中，诺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矛盾多面的科学家形象：主人公奥本海默既是社交场上的“撩妹高手”，又是物理学界专注严谨的“顶流专家”；既踊跃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又全力领导当局的科学任务；既会因为情人的死亡而暗自崩溃，也会在面对举世非议时恪守信念；既会因为记恨心理而意欲谋杀导师，也会因为原子弹伤害平民而无比自责……众多看似矛盾的特质集中在奥本海默身上，引发了极大的戏剧张力。而在所有彼此矛盾的特质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作为核武器制造专家的奥本海默”和“作为普通人的奥本海默”。这种科学精英和普通人心境的对立也引出了电影中的最大谜团：为什么奥本海默在战时倾尽全力制造原子弹，在战后却极力反对制造氢弹？

　　回归电影剧情，当我们看清了奥本海默对平凡大众的关怀，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和平的渴望，就会发现这种看似矛盾的转变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君子豹变”。在战争期间，奥本海默之所以倾尽全力推动原子弹的制造，甚至不惜打破各种安全规定（这也为其招致许多麻烦，成为在战后受人攻讦的“黑料”），都是为了抢在纳粹之前制造出原子弹，尽早结束惨烈的战争。但当和平来临之时，奥本海默意识到，如果继续不遗余力地发明更具杀伤力的氢弹，反而可能会危及和平。尤其是当时与美国处在意识形态冲突中的苏联也在这样做，两个大国出于对对方的不信任，展开核军备竞赛，稍有不慎就可能将世界推向恐怖的核战深渊，人类文明也恐将付之一炬，就像古巴导弹危机中出现的情况。奥本海默已经不忍心再看到无辜平民殒命于此，因此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庆功演讲上，他听到的欢呼似乎变成了遭到核弹攻击后的哀号，庆祝的人群似乎也都被炽热的高温燃成焦炭、化为灰烬。在这充满矛盾的一幕中，奥本海默的形象也从矛盾走向了升华，如同核变反应射出的光那样，照亮冰冷的理性空间。然而，在奥本海默从科学理性向平凡人的超脱与回归中，科学界不再将其视为领袖，美国政府取缔了他的安全许可。几乎是一瞬间，他从人尽皆知的英雄，被打入万劫不复的舆论地狱，直至生命尽头。

　　在奥本海默从科学神坛回归平凡日常的同时，有人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便是“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泰勒的形象与奥本海默形成鲜明对比，在他身上并没有体现出科学理性与凡人心境的冲突。这个有着厚重口音的“怪咖”像奇爱博士一样，对心中的科学目标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但对由此可能带来的人类灾难漠不关心。早在“曼哈顿计划”期间，泰勒就热衷于发明氢弹，甚至不惜为此与同事们分道扬镳。战后，他更是一门心思想要发明氢弹，甚至在针对奥本海默的“忠诚听证会”上提供了对后者不利的证词。在泰勒眼里，无论是个人友谊还是人类命运，都要为自己的科学追求让路。这个陷入纯粹科学理性的科学家就像是漫画《守望者》中的曼哈顿博士，在追求纯粹科学真理的同时，已经完全脱离了平凡人类的一面，因此他不会有道德焦虑和内心挣扎，这与奥本海默恰恰相反。

　　在电影的最后，反对制造氢弹的奥本海默和制造氢弹的泰勒拥抱致意；在电影之外，美国政府于2022年正式撤销取缔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无论电影内外，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和对普通人的关怀似乎都已握手言和。但在现实之中，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我们仍不时要陷入科学理性的陷阱。例如此前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以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惊悚挑战了我们的伦理认知。而在当下，人工智能模型展现出的“类人”智能特性令人震惊，并且仍在以极快的速度进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入了这一轮AI竞赛。如此景象不禁引人浮想，我们是否正在经历着本时代的“奥本海默时刻”？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是否会被机器智能所取代？当这一时刻真的来临，我们是否还有像奥本海默那样的科学家，站在普罗大众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未来？

　　理念的世界非黑即白，但现实生活总是处在矛盾的灰色地带。正如痴迷科学主义的人容易陷入理性牢笼，沉醉哲学冥想的人也容易陷入抽象迷思，这都可能导致对日常生活本来面目的忽视。生活本身向来处在矛盾之中，直面这些矛盾，理解这些矛盾，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感受这些矛盾——正如奥本海默所做的那样，才能真正挣脱理性的牢笼，从一个单向度的业务专家转变成一个血肉丰满的大写的人。

　　（作者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陈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