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此前报道，海南海口的田女士（化名）爆料称，5年前，她时年10岁的女儿小花（化名）在某托管中心，被托管中心负责人的丈夫——一所学校的男教师万某（化名）强奸，事后还遭到男教师恐吓、威胁。年幼的小花当时害怕，不敢告诉父母，自此不愿前往该托管机构，还患上抑郁症。直到5年后，进入高中的小花才告诉父母，自己被强奸一事。

田女士出示的受案回执显示，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已于2023年10月9日受理小花被强奸一案。红星新闻了解到，龙华公安分局目前正在侦办此案，并已对涉案男教师万某采取强制措施。

万某的妻子张某（化名）认为，此事存在疑点，丈夫没有时间作案，怀疑丈夫遭到“诬陷”。

一方面未成年人若遭性侵如何取证？另一方面被举报者若遭到诬陷怎么办？红星新闻就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两位法学相关的教授阮齐林和皮艺军。

若遭性侵

身边人当时察觉异常情况或为有利证据

未成年人若多年前遭到性侵，在多年后再进行指控，应该提供什么证据，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阮齐林认为，在没有其他事实或动机影响的情况下，小花称自己10岁时遭到性侵是较可信的，但需要其他事实的印证，或者其他女孩站出来指证万某。如果万某不承认，且仅有小花的指控作为孤证，很难认定万某的强奸行为。如果查证出万某的确在5年前与小花发生性关系，小花那时候是幼女，万某的行为肯定构成强奸。

皮艺军称，由于性侵案一般在两人之间发生，基本没有直接见证人作出旁证，所以较难指证。对于性侵案，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当天的体检报告，体液、精斑能证明嫌疑人是否实施了性侵行为等。证据越及时，可信度越高。在此案中，事发后如果小花和同学的谈话有提及，或者有日记等资料记录相关情况，以及家长、老师、同学等对当时异常情况有察觉等，都有可能成为有利的证据。

田女士出示的医院门诊病历显示，小花在妇科检查中查出处女膜见陈旧性痕迹，这份病历证据在案件中具有什么样的效力？

对此，阮齐林表示，这需要确定处女膜陈旧性痕迹是不是性行为造成的；若确定系性行为造成的，还需要确定性行为是不是来自于被指控的嫌疑人。孩子查出处女膜陈旧性痕迹，不排除是性侵造成的可能性，但需要一些证据辅助证明。皮艺军也提到，造成处女膜破裂有多种可能，剧烈运动也可能造成这种破裂，若维权仍需要其他证据。

阮齐林提到，近年来，我国关于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相关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相继修订、发布。按照2018年《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这样的行为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以强奸论，将从重处罚。而在2020年时，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修改，“奸淫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此类情形将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阮齐林还表示，该案若属实，依据“从旧兼从轻”的法律适用原则，一般只能适用行为时有效的法律，不能适用行为后的法律，虽然2020年刑法进行了修订。

若遭遇诬陷

可搜集证据向公安机关举报

关于嫌疑人妻子怀疑对方诬陷的相关法律问题，皮艺军称，如果张某怀疑丈夫是被对方诬陷，可搜集证据向公安机关举报。

阮齐林则认为，除非查明对方有作伪证行为或诬告的故意，否则无法证明小花及家长的指控为诬告陷害。

此事暂无结论，需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皮艺军建议，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尤其是家长应在孩子出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采取报警等措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有利于有效惩办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其对别的孩子实施侵犯行为。

红星新闻注意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曾就“未成年人遭性侵维权难”问题发文称，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后维权仍面临很多复杂问题。有的犯罪分子是亲属或老师，有的受害未成年人受到威胁恐吓。由于不懂，或者考虑亲情、出于恐惧，有的未成年人在案发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告诉父母，更不会主动报警。

佟丽华还提到，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案件，仍然面临立案难的现实困境。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往往在私密场所发生，未成年人由于年幼不懂如何保存证据，难以提供有效证据。尤其是那些受到熟人侵害的案件，被害未成年人更是没有能力获取证据。

红星新闻记者 陈卿媛 实习生 张宇轩

编辑 彭疆 责编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