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方典礼活动中，仪象是卤簿的重要角色，以其高大身躯体现帝王威仪。这些仪象主要来自东南亚的藩属国，藩属国向清廷进贡驯象的历史进程，显示“天朝礼治体系”由盛而衰的命运走向。

卤簿所用的仪象及其装饰

清朝承袭明代的卤簿用象制度。卤簿是古代皇家的仪仗队，主要用于祭祀、朝会与巡幸等重要礼仪场合。自汉魏以降，朝廷卤簿使用仪象的举措逐渐成为传统。宋太祖赵匡胤恢复卤簿用象之制。元代皇帝出巡仪仗中多见仪象，“以导大驾，以驾巨辇”。明廷使用仪象的范围更为广泛，每次举行朝贺时，“典牧官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清廷继承明代驯象制度，改明代锦衣卫为銮仪卫，负责舆车驾及仪仗。銮仪卫下设驯象所，下分东司、西司，掌设朝象、仪象，并负责象只的蓄养。

依据清代礼制，大驾卤簿是规格最高的仪仗，用于皇帝祭天、祈谷、常雩以及大阅等典礼。其制包括清帝乘玉辇，前列四只导象，次列五只宝象，金辂使用一只驾象，玉辂使用一只驾象。整个仪仗队共用大象11只。法驾卤簿用于前述三大祭礼之外的祭祀、朝会、庆典、朝贺等场合，仪制为清帝乘金辇，较大驾卤簿稍减，其余与之相同。

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中的仪象分为宝象与导象。宝象全身的装饰类似仗马，其头部、胸部与臀部各有饰物，均用黄绒细绳编织，并配以珠宝。其身体前后各缀两团朱缨，臀部套有以珍珠结成的网络，网络下端缀以流苏。胸部悬挂着三个缀有朱缨的铜铃。背部有白革制成的鞍垫，上面绘有金龙彩云，四周饰以花纹。鞍垫上放置饰金的象鞍，上置宝瓶，“内贮有火绒、火石、火镰，系满洲旧俗，以示不忘清朝祖先的民族风俗”。导象又名朝象，披蓝屉，不加羁饰。

仪象的进贡与蓄养

清朝延续贡象制度，接受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和藩属国首领进贡的驯象。有清一代，向清廷贡象的主要国家有越南、暹罗、缅甸与南掌，其向清廷进贡大象的数量每次不超过十只。贡象制度既表明宗主国的地位与威严，也体现藩属国首领与少数民族土司的臣服诚意，因而成为“天朝礼制体系”的重要制度。

銮仪卫蓄养贡象有一整套规章制度。该卫通常以音译的方式对新来的贡象进行命名。1831年，南掌进贡的两只大象分别被命名为“麻罕玩”“麻罕克”。銮仪卫为每只新来的贡象置办一份“象具”，具体包括：象氈一床，长二丈二尺、宽一丈八尺；象被一床，长二丈二尺、宽一丈八尺；蓝布面白布裹，重九十斤；铁索二条，每条长二丈五尺；铁绊二副，每副凑长二丈；铁蒺藜六十个；铁头竹杆枪二枝。每份“象具”的使用期为五年。每只贡象一天的食料配量是官仓老米三斗、稻草一百六十斤，小象则减半。通常每只驯象都拥有单间象房。这些驯象经过礼仪训练之后才能成为仪象。

銮仪卫洗象是北京的一大盛景。自顺治朝开始，銮仪卫驯象所每逢初伏日，在宣武门外的护城河洗象。为此举行的“沐象”仪式成为当时京城一年一度的佳景盛会。有《竹枝词》云：“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盛》中记述了乾隆初年的洗象情景：“銮仪卫象所，于三伏日，仪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之……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

銮仪卫所蓄养象只的数量亦有差别，少则数只，多则可达三十九只。例如，乾隆二十七年，养象三十只。乾隆三十一年，养象二十四只。嘉庆元年，养象三十四只。道光三年，养象九只。咸丰五年，养象仅有六只。

清代用于典礼的仪象数量一般都在十几只以上。乾隆时期，清廷为节约养象的开支，曾谕令东南亚藩属国停止进贡驯象。诚然，如果銮仪卫所养驯象因故损失，不敷礼仪之用，清廷则谕令云贵总督从周边地区购买象只。如1839年正月，清帝因銮仪卫驯象所内的象只“不敷当差”，谕令云贵总督伊里布“迅速采买”数只驯象，陆续解京。

晚清贡象传统的中止与仪象的停用

鸦片战争之后，銮仪卫所养象只的数量明显减少，甚至不敷礼仪之用。由于缅甸、越南分别被英、法两国侵占，无法继续向清廷进贡大象，驯象因此得不到及时的补充。1850年，銮仪卫掌卫事大臣奏称，驯象所内仅存象九只，不够大驾卤簿与朝仪之用，请饬交云贵总督迅速采买驯象数只。1853年，南掌进贡四象，分别名曰“陶罕董”“陶罕控”“陶罕换”“陶罕慕”。同年，缅甸所贡五象，分别名为“唬斗”“蟒墨”“戛那走”“那纪麻”“看麻”。然而，一些驯象相继倒毙。1855年，该卫养象仅剩六只。约由此至同治年间，“朝班无象者十余年”。1868年，缅甸始复贡象七只。同治九年，因此前清廷曾派冯子材带兵帮越南平定匪患，又值清帝即将大婚，该国国王遂奏请向清廷朝贡。此次越南贡象实际有三只，一只为青白色，另外两只颜色较黑。即使如此，这些贡象仍不敷用。同治十三年，清廷谕令云南督抚从缅甸采买两只驯象，迅速解京，“以备典礼承差”。光绪元年，缅甸进贡五只驯象，这是清廷最后一次得到贡象。

然而，光绪年间一次意外的驯象发疯事件，迫使清廷中止了在礼仪活动中使用仪象的传统。光绪十年春的一天，銮仪卫的一只驯象忽然发疯，“遂逸出西长安门，物遭之碎，人遇之伤”。整个西城的人家闭户竟日，当晚官方才将该象擒获。此后，“象不复入仗，而相继毙矣，京师遂无象”。当时在华的美国人阿灵顿记载此事称：“光绪十年的春天，训练御象驾车时，一头大象逃脱了，它穿过以前散步的街道，给那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几个小时里，整个城市都被打乱了，直到驯象师在一条窄窄的小巷中发现了迷路的大象，然后带回象厩。此后，朝仪中再也不用御象了。总之，以后越南和缅甸也不再向中国进贡大象了。”此时，清朝为主的宗藩体制已渐趋分崩离析，不复再有昔日对周边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1891年，銮仪卫的象房仅剩三只驯象，不足以支撑朝仪。该卫掌卫事大臣伯彦讷谟祜奏称，驯象所蓄养的驯象仅剩三只，难以当差，而缅甸、南掌已数年未曾贡象；请朝廷饬令云贵总督迅速采买驯象十数只，解京交卫，“恭备大祀典礼，承差以壮观瞻而重典礼”。此时清廷国力衰微，皇帝于南郊行礼的仪仗队用象之处多以马代替，宣武门内象房的逐渐荒废。

1909年，礼学馆修订礼制，基本从制度上终结了朝廷礼仪用象的传统。鉴于光绪十年后朝廷的大驾卤簿不曾用象以及无象可用的实情，该馆总理陈宝琛在吉礼制度修订时，反复斟酌“导象、宝象等句可节去否”的问题，后又认为“以现论之，‘象’字均宜易‘马’字较为征实”。陈氏一时不能确定以后的“大驾卤簿”是否有可能继续使用仪象，因而感到在礼制上保留或删除使用大象的条目都有所不妥。揆诸现实，他更倾向于以“马”字代替“象”字的修改方式。虽然礼学馆最终因辛亥鼎革而被裁撤，但其从制度上为清廷礼仪用象的传统画上了句号。

晚清时期仪象的停用及其制度性终结，表明天变道衰，皇威与国威俱减，“天朝礼治体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李俊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礼制变革与国家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