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宣言④

高二适两处政治并不矛盾，此处的政治即是世俗的政治，而不是诗人自我的政治。诗人高二适的政治是屈原的“哀民多艰”的忧愁，是杜甫家国天下的情怀以及传统仕人骨子里的文化守护精神，是根植于儒家的积极的用世观。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用世观指引下的书斋里的文字表达，包括诗歌创作、学术及书法。高二适曾在1936年明确提出“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但其本质仍是文化治国。“以礼治国”是高二适前半生的基本政治理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上就很少提及了。需要指出的是，高二适拒绝世俗的政治不是无奈的退场，也不是无能的溃败，更不是处在“人中难得九方皋”的境遇，相反他比其他人的机会要多得多。比如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国民党高层颇有话语权的章士钊，自与高二适相识就自始至终赏识他，提携他。章士钊在各种场合，采用各种方式举荐高二适，但是高二适从未有一点“政治觉悟”。1937年，高二适被举荐到立法院任孙科的秘书，后来孙科还将自己的私人图书馆交由高二适管理。不要说章士钊，就单单孙科一句话，高二适完全可以得到至少是政治上的一些符号，但是他没有，而且他在进立法院之际就与执事者商定“三不”盟约：“不入党，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受训。”

“三不”盟约是高二适自我政治的自觉，也彻底封死了自己的政治仕途，不留一点余地，干脆，决断。注意1937年这个时间节点，这是他从一个乡下教师一步走进国民政府权力部门的关键点，也是他蛰居乡下，慨叹“好风难遇”，恰可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他却戛然而止。这不是意气用事，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人生选择。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从他那一段时间与韩国钧大量的通信中感知，这样的选择是自然的，是出于本心的，也是他诗心选择的必然结果，所谓本真即是内外的一致。再从高二适日后一系列的言行看，他对此选择从来没有丝毫悔恨，相反，对自己的政治观与学术观矢志不渝且颇引以为傲。

至于学术，高二适早在乡下就已经开始做了。1933年夏，他从北平回来，一面接管立达小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其自述：

此时父亲亦已年迈，他的门徒十余人，即全归其教读，从此一面研求学术，一面课读，当时游从极盛，足不出户，计两年余。

政治与学术，维其性命。高二适1942年高调公开宣扬自己的使命，是方向，是自励，也是自信，这既是对过往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规划。政治与学术两途是高二适一生的基调。

作者简介：曹洋，又名曹正羊。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扬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南京书画院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曾任高二适研究院院长。书法获兰亭奖，论著《高二适研究》获江苏省社科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