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6”，“047”，两份“广州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已经微微泛黄。填写者是一对母女，都是医者，一位是病理学家，一位是眼科专家。她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患者、学生，并早早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如今，她们都已回到母校——中山大学医学院，以“大体老师”的身份为医学发挥最后的余热。
女儿：低视力儿童的“猫奶奶”
1月6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教授廖瑞端的追思礼在广州举行，再过两天就是她69岁生日。来为她送行的有亲友、同事、同行，还有自发前来的患者。
“廖教授不仅是医生，更是我的引路人，”患者梁锋回忆说。
他与廖教授相识于2009年。当时他即将参加高考，视力问题让梁锋感到非常绝望。无数次求助无果后，梁锋最终来到了中山一院的低视力门诊。
“在这里我的眼睛虽然没有治愈，但廖教授为我打开了一片新的世界，各种各样的放大镜带给我清晰的视野，更带给我希望。”
我国的低视力康复起步较晚，占视障总人数67%的低视力人群常会被误认为盲人，或因延误治疗而生活在朦胧和黑暗之中。其实，通过个体化的康复计划，包括适配助视器、视觉康复训练，日常生活技能及定向行走训练等，低视力患者是能够自理、自立、自信地融入主流社会的。
作为广东省低视力康复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廖瑞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投身于这个“冷门”领域。步履不停，她和团队设立专科门诊，走进学校做低视力普查，为盲校的孩子验配助视器，到粤西粤北等偏远地区进行低视力康复人才培训，推动广东全省低视力康复网络的建设。培训的内容廖瑞端早已烂熟于心，但她仍会为每次的培训量身定制、反复打磨课件，并提前在家演练。
“她经常打电话给我，和我讨论这次参加培训的人员有什么特点、用哪个案例效果更好……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经常聊到半夜。”曾经的“战友”、深圳市眼科医院梁平教授回忆说，廖瑞端对工作认真到近乎追求完美的地步。
“连一连”微信群是廖瑞端为广东低视力患者搭建的互帮互助的社群。他们除了线上分享信息、互相鼓励，线下也经常聚餐联谊，有时就在廖瑞端的家里，让分散在各地的低视力家庭找到了“家”的归属感，相携前行更有力量。
爱猫的廖瑞端是许多低视力儿童口中的“猫奶奶”，他们成长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也装在“猫奶奶”心里。
丁丁（化名）就是廖瑞端看着长大的视障儿童之一。初诊时她才3岁，现在丁丁已经是香港演艺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了，举办过多场演奏会，并可以独自往返穗港、独立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2018年，丁丁要进入大学前，已经退休的廖瑞端还专程和丁丁的妈妈一起去校园“踩点”，了解学校的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善。丁丁的家人说，丁丁后来几近失明，但“猫奶奶”就是她路上的光。
爱是双向奔赴，在医患间也不例外。
近两年来，廖瑞端的健康状况不稳定，加之孩子在外地工作，曾经被她默默守护的患者家庭开始反过来照顾她，把她和先生接到自己家里小住，在她每次住院时跑前跑后、陪床护理。
母亲：为研究病理敢钻乱坟岗
廖瑞端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她的母亲陆献瑜曾任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病理室主任，数十年从事临床病理诊断、病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廖瑞端对工作的认真与投入深受母亲的影响。
上个世纪50年代，还在当时的中山医学院求学的陆献瑜为了深研病理学科，深入乱坟岗，与死尸“打交道”。她找到一些无人认领的骨骼，挖出来，拿回学校洗干净，用铅笔一笔一画绘制最直观的人体解剖图。
对病理学的热爱贯穿她的一生。退休后她也会在家里用显微镜查看各种病理玻片。
在治学方面，陆献瑜是出了名的严谨。她对疑难病例的诊断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多次发现似癌而非癌的病例，纠正了许多错误诊断，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手术和化放疗。
对于一例外院送来会诊的病理标本，她曾前后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前往会诊病例所在的手术医院，翻看临床手术记录，结合病理标本多次审查，最后将病理结果从“转移癌”纠正为“良性肿瘤”，也改变了这名患者的人生轨迹。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陆献瑜就开始创办全国肿瘤病理进修班。当年病理科的条件非常简陋，空间也有限，取材只能在阳台。每到下午，太阳就照在每个取材的病理医生身上，闷热难耐，但这些丝毫没有阻挡陆献瑜的热情，连续办了十几年，培养的肿瘤病理专科人才无数。
双双成为大体老师，继续“教书育人”
和母亲一样，廖瑞端培养的学生也是桃李满天下，如今大都已成为国内多家医院眼科方面的专家。正是因为同为医者、教师，她们深知基础医学，特别是解剖学对医学生成长之重要。
2001年，陆献瑜与廖瑞端母女俩来到广州市红十字会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的登记手续。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她们俩在各自的申请表备注栏写下三个意见：除捐献角膜移植外，遗体有用的器官均提供给患者做器官移植用；有价值的病变器官供病理教研室做标本；全副骨骼完整地留给人体解剖教研室教学用，并在颅骨刻姓名、性别和死亡年、月、日，以后供考古学参考。亲笔书写，笔迹端端正正。
申请登记表需要直系亲属签字。那一年廖瑞端的儿子胡达森还是名高中生，他还记得那天母亲把表格带回家让他与父亲签字，笑着宽慰家人“你们以后要是想我和婆婆（陆献瑜）了，就可以去解剖教研室看我们，我们俩还手拉手呢。”
其实，正是因为同为医学工作者，她们比普通人更明白遗体供教学解剖、器官制作成标本将面临什么，但她们还是做出了选择，去世后将身体交给懵懂学子，以“大体老师”的身份继续“教书育人”，只不过这一次的书本就是她们自己。
陆献瑜于2018年11月13日与世长辞，享年89岁。她的名字镌刻在中华永久墓园广州市遗体捐献纪念碑上。
廖瑞端于2024年1月2日因病逝世，享年69岁。她的名字将镌刻在福山公墓广州市遗体捐献纪念碑上。
中华永久墓园有块红色的心形碑石，刻着“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铭记遗体捐献者为医学教育与研究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医道重温度，最后的晚霞与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文|记者 陈辉 通讯员 陈鋆 彭福祥
图|由受访者提供
责编 | 秦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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