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波

阿根廷米莱政府上台将近百天，国内各政治力量在加速博弈重组，内政外交政策调整尚处于过渡期。执政联盟内部分歧逐渐浮出水面，高调抛出的“休克疗法”一揽子改革遭遇挫折，米莱政府仍处于需要巩固执政根基的阶段。

米莱政府推出“休克疗法”，有意对国家进行一场系统性、激进式改革。目前，相关的改革举措面临各种政治制衡。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党在议会中属于少数派，地方政府也主要由中左翼联盟和中右翼掌握。米莱的右翼盟党并未完全认同其“休克疗法”，目前其“菜单式”改革推进中党派、政府间利益分歧更加突出。因下调甚至取消转移支付，近期联邦政府同不少省份的政治矛盾趋向激化。总体看，米莱政府正面临执政联盟内部、左翼政党、地方、工会等多种力量的政治掣肘，其激进改革前景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中短期内，阿根廷整体形势将处于一个敏感波动时期，朝野缠斗博弈加剧，各政治力量加速重组。主权债务已成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枷锁，亦是影响阿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外交自主性的重大隐患。目前，米莱政府外交上投靠美西方除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是希望在债务滚动和融资方面获得支持。阿债务滚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政府不能及时填补融资缺口，一旦债务滚动或重组不畅，短期“倒账”概率将大大上升，不排除触发系统性金融动荡的可能，并引发阿新一轮债务重组浪潮。

回顾历史，阿根廷在世界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发展历程，靠农业立国，素有“世界粮仓和肉库”之称。20世纪初，阿根廷曾一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由于内外因素影响，未能把握住历史机遇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以至发展水平长期停滞，是唯一从发达国家衰落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对阿根廷的认识或印象普遍有一种历史错觉，抑或是悲情的历史解读。事实上理解阿根廷，需要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横向感。例如，阿根廷财权、币权统一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仍有路径依赖产生的制度性影响。金本位制下的阿根廷经济繁荣，主要是由耕地扩张、吸引欧洲移民及对英贸易等因素驱动下的斯密型增长（指由市场交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的经济增长），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并没有实现向熊彼特型增长成功转型（该增长理论特别强调创新的作用）。

当前阿根廷正处于改革的剧烈阵痛期，希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米莱的“休克疗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设计上并无多少新意，虽不断释放立足于“破”的政治勇气，但要争取到“立”住的内外有利条件，可能面临重重困难。

一是时间维度的负面外部性，以“短痛”换“长效”的不确定性。尽管国有企业存在诸多治理难题，私有化虽有助于改善财政状况，但也可能会弱化未来政府治理经济的手段和能力。“美元化”可能有助于短期稳定通胀、汇率等问题，但相对阿经济体量、货币主权以及政策空间而言，考虑到阿根廷的财政、金融治理能力，可能为未来埋下不可预知的政策或外交隐患。

二是阶层维度的负面外部性，改革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存在不公。改革需要最大限度控制甚至消除公共劣品，阿根廷中下阶层更是无力承担交通、食品、医疗等因“休克疗法”改革带来的价格飙升。就“美元化”而言，考虑到货币非中性，持有美元资产的本国人或外国人可大肆收割阿根廷的财富。

三是合作伙伴维度，对美单一结盟难以获得充足的公共产品。阿根廷金融稳定类公共产品短缺，美元债务占比较高，债务滚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流动性供给不足的难题。阿根廷需要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才能获得更多双边类的公共产品。比如，加强南方共同市场等区域一体化合作，参加金砖合作机制等,以共享更多区域性公共产品。

综上看，米莱政府“走一步、看一步”的改革博弈模式，表明阿根廷的改革政治生态中缺乏强互惠者角色，合作收益存在分配性冲突，公共产品赤字严重，突出表现为财政赤字、本币信用弱化、流动性短缺等。也要看到，阿经济运行高度依赖农业资源租金，农牧业对阿经济发挥了政策“底盘”作用，是政府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稳定、债务滚动的产业依托。

展望未来，阿根廷经济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不言而喻。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消除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或扭曲，需要演化出好的制度和政策。改革也不会一帆风顺，目前阿根廷社会和企业层面的焦虑感、紧张感、不确定性感很强烈。但阿根廷是一个非常有韧性和生命力的国家，200多年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财富和发展经验，我们需要客观辩证、积极乐观地看待阿根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就中阿关系而言，中阿友好的民意基础牢固，阿根廷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需要对华合作，而且中阿经贸、金融合作的收益的外溢效应已内化于阿根廷的长期发展、经济稳定系统之内。阿根廷一些亲美政客企图打“中国牌”，仅是一时噪音，长远看并不能改变中阿友好合作的历史趋势。阿主要政党、地方省份、工商界、学术界普遍对对华合作抱有较高期待，希望阿政府保持对华合作力度，深化对华合作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好，改善民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