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在机制层面对传统文化社会化过程进行细致考察。基于认知双元过程模型，将个体的认知过程（“思”）细化为反思性认知与直观性认知两类，进而结合个体对传统文化的“表述”（“言”）和“行动”（“行”）面向，尝试从“思与言”和“思与行”的区分角度构建“片言—俱言—遵行—践行”的四分类传统文化社会化分析框架。通过“濡化”和“涵化”两个面向不同对象的传统文化社会化实例，这一分类框架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传统文化在“行动者”层次上的多维度社会化表现，并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和文明互鉴过程中的多重侧重点和目标。传统文化社会化的分类框架从机制上拓展了既有文化社会学“听言”和“观行”的回溯性研究进路，也有助于切实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  社会化  认知双元过程  濡化 涵化

作者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P99—P117

责任编辑：李凌静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内蕴创新。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因此，凸显传统文化在生活规范与人生意义上的德性价值，加强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需要从机制上充分理解与把握实践行动者何以认同和接纳传统文化，此即传统文化的社会化议题。

对传统文化的既有社会学探究往往将传统文化的社会化看作一种“基本假定”或者“既定事实”。但这种分析路径因过于简化了社会化过程，从而带来一系列学理层面的困境。例如，由于没有深究“化”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解释特定社会现象时，会面临某种“归因”困境，从而形成误导性结论。此外，将传统文化社会化看成一种“背景性”的假定条件也模糊了“化”的含义和标准。例如，我们在学理上尚无很好的分析框架来判断究竟在何种标准和条件下，可以认为传统文化“达成了”社会化。为了克服这些分析上的局限，更加明晰传统文化社会化的具体过程，应当对传统文化社会化进行机制层面的详尽分析。具体而言，本研究提出一个类型学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社会化分类框架，将传统文化的社会化分为片言、俱言、遵行和践行四种基本类型。这一分析框架直面传统文化何以发挥社会效力这一现实关切，更好地阐释传统文化如何在社会行动者层面达成一种“不言自明”的状态，以此提升学术界对于文化传承、变迁与发展的认识。

落实到经验层面，传统文化的社会化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濡化”和“涵化”两种类别。前者是指身处特定社会之中的个体对于该社会传统文化的“纵向”继承，后者则是指身处特定社会之外的个体通过接触某一社会的传统文化而形成的“横向”文化变迁。探究传统文化社会化的濡化面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社会凝聚效力的发挥；研究传统文化社会化的涵化面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传播、交流与互鉴。本文将所提出的分类框架分别应用于濡化和涵化两个具体的实例：前者立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慎终追远、敦亲睦族传统文化在行动者层面呈现出的多重社会化模式，后者从文化区隔、文化传播、文化合法化和文化延续等多个面向凸显出面向海外的传统文化传播过程所需注意的不同侧重点及其各自要达到的独特目标。

结语

伴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人们在文化认同和生活意义等方面的需求越发急切。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对于满足当下社会的文化需求具有先天优势。故而，从机制层面进一步探究传统文化的社会化，事关国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延续与发展。此外，在国家间交往过程中，传统文化越发成为国家和国民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一国的传统文化在其他国家和社会的传播与实践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因此，传统文化的社会化议题也事关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通过构建传统文化社会化的不同类型，我们从机制分析的角度推进了文化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传统文化议题的讨论。具体而言，对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突破既往简单线性现代化的理论模型，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和论证传统文化在创造和转化过程中与现代性的相合性。然而，仅仅确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相容与相合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要素，形成积极的社会效应。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所构建的传统文化的社会化分类框架在具体机制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回应了“何以”的问题，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自立”与“自为”的理解。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未尽的议题。社会化只是理解面向海外传统文化涵化的多种理论视角之一。虽然这种理论视角有其自身优势，但理论层面的抽象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把某些社会现实“简单化”。传统文化的社会化及其实现路径偏重于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分析海外传统文化涵化，但是为了达成涵化的多重预期效果，仍有很多超越文化领域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身处他国的个体在理解、接纳乃至践行中国文化时可能会面临所在国主流文化的潜在“约束”或当地民族主义的朴素情感带来的张力。在此意义上，如何应对社会诸多层面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化的多重阻力，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这可以成为未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