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皇帝每天都要召见官员,以此来处理政务、获取信息。这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军机大臣觐见,辅助皇帝处理奏折;(二)某衙门尚书、侍郎在值日当天等候召见;(三)京官、外省官员获得新任命后,上奏谢恩,请求皇帝召见;(四)外省布政使、副都统等官员任职期满后,赴京觐见皇帝;(五)官员丁忧期满或病愈后,请求觐见皇帝;(六)皇帝因军务、河工等重要事宜召见官员;(七)官员受到保举后获得皇帝召见;(八)皇帝南巡时召见沿途官员。其中,皇帝召见新任官员非常重要。自康熙朝后期开始,奏折大兴,原有的早朝——御门听政次数日益减少。在雍正、乾隆朝,逐渐形成了每天京中各部院堂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侍郎等)轮值奏事、军机处见起的早朝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处理奏折,并成为清代高层政务运作的主要内容。皇帝还会在早朝中单独召见新任的京官、外省官员进行谈话,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末。
召见新任官员的具体流程
在收到清廷发布的最新任命通知后,官员会上奏谢恩,并请求皇帝予以召见。对于外省官员而言,程序颇为烦琐,尤其是知府、副将等文武官员并没有上奏权,他们会请本省总督、巡抚代为上奏,获得皇帝批准后,方可启程赴京。这种例行程序有时候会被打断,例如官员生病、事务繁多抽不开身时,他们只能延期陛见,皇帝往往也会恩准。外省官员到达京师后,如果是按察使以上的文官、副都统和总兵以上的武官,还需要向奏事处呈递写有官衔和姓名的“膳牌”。相对而言,京官轻松很多,一旦知道官职变动,他们就将谢恩折和膳牌递交给奏事处,准备在第二日接受皇帝召见。清朝皇帝以勤政著称,起床后批阅奏折,早膳结束后就开始召见臣子。乾隆帝卯正(6:00)开始召见,道光帝在寅正三刻(4:45),咸丰帝常在辰刻(7:00),光绪帝亲政以后,召见时间是在寅正(4:00)。所以,当日值班的部院尚书、侍郎,以及获得召见的新任京官、外省官员必须做好早起的准备。皇帝召见官员的地点主要有乾清宫、养心殿、西苑勤政殿、圆明园、颐和园等处,预备召见的官员需要在皇帝召见前赶到相应位置。
皇帝会在早膳时留下想召见官员的膳牌,然后由内侍叫起。太监带领新任官员进殿后,就立即退出。此时,殿内只剩下君臣二人,这称为“独对”。而在皇帝向大臣询问各种事宜时,臣子必须全程跪着奏事。为了防止君臣对话信息泄露,清朝管理非常严格。嘉庆八年(1803),嘉庆帝在清漪园玉澜堂召见官员时,有太监从门前走过,不但该太监被重责三十大板,总管太监吴天成等人也受到责罚。君臣对话结束后,皇帝有时还会在第二天再次召见,臣子要做好准备。咸丰六年(1856),张集馨补授甘肃布政使,来京后就五次获得召见。咸丰七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初二日,新任四川总督王庆云接受了八次召见。召见与否,完全由皇帝决定。若臣子自行奏请回任,很容易招致皇帝不满。乾隆四十三年(1778),湖南镇筸镇总兵杨大业在奏对结束后,奏请立即回任。乾隆帝非常生气,遂以失职为由,将他革职留任。只有皇帝全部召见结束后,外省官员才能离京。到任后,一般还需要再次上奏谢恩,并陈述沿途农田收成情况。
晚清时期,垂帘听政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在同治帝、光绪帝亲政以前,两宫太后参与召见大臣。其中,慈禧在召见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慈安则很少发言。戊戌政变后,光绪帝失去实权。在他召见官员时,慈禧也会在场。因而,光绪帝只能问一些无关紧要之事,大部分时间则由慈禧对大臣训话。
皇帝的考察、施恩与获取信息
皇帝召见新任官员,首要作用是对他们进行考察,检测其知识储备和行政能力是否能够胜任新职,并给出一些施政指示。由于京官一般在各部院之间迁转,皇帝询问的问题会围绕着他之前任职、即将任职的衙门展开。光绪二年(1876),刑部右侍郎翁同龢被清廷任命为户部右侍郎。翁同龢在接受召见时,首先回答他在刑部的办事情况,然后又阐述他对户部事务的了解。外省官员通常会被调到另一省任职,君臣之间的对话则与这两省相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补授贵州布政使。道光帝在初次召见时,询问四川的治安情形。两日后,第三次召见时,道光帝就贵州钱粮、如何处理与本省巡抚的关系等议题对他进行训示。召对结束后,皇帝如果认为该官员平庸无能,难以胜任这个职位,就重新进行调整;对于一些年老体衰的官员,甚至会让他们休致回乡。道光元年,新任湖北巡抚杨懋恬多次受到召见,道光帝认为他“尚属平妥,察其才具,似不胜封疆重任”。由于缺人更换,道光帝勉强允许他就任,同时要求湖广总督陈若霖对他进行监督,随时上奏汇报情况。在收到陈若霖的多件奏折后,道光帝才对杨懋恬放心。一些在奏对中表现出众的官员,则会得到御制诗、荷包等奖赏。
乾隆帝认为召见官员是为了回报“臣子依恋之忱”,对他们进行笼络,从而巩固君臣关系。一般来说,皇帝会询问官员的家庭生活,体现对臣下的关怀。咸丰元年,詹事府詹事王庆云在奏对时被问及家事,他感慨道“以室家妻子之微,上烦清问,臣何人斯,可胜厚幸”。对于臣子遭受的委屈,皇帝也会主动表示安慰,大臣对此无不感恩戴德。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皇帝会通过召见新任官员来拓宽自己的信息渠道。君臣对话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各地的吏治民情、人丁钱粮、水利水患等。张集馨在咸丰六年和九年接受召见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要求他报告在直隶和江苏领兵大臣的情况,如胜保、僧格林沁等人的人品与谋略等。晚清时期,中国与外国交往越来越多,皇帝还从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口中了解对外交往的演进、国际形势的变化。
新任官员对官职的取舍
对于臣子尤其是远离京师的外省官员而言,受到皇帝的单独召见是十分难得的荣宠。大部分官员会尽力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皇帝,包括衣着整洁、谨慎奏对等,避免出现过失,以致影响仕途。雍正元年(1723),杨天纵升任云南临元镇总兵,受到雍正帝召见。他老当益壮、气度不凡,又在奏对时侃侃而谈,从而受到奖赏。
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对新职感到满意,但他们不会直接上奏拒绝,而是会想方设法在奏对中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些官员通常会以母亲年迈、携眷赴任不方便为由,向皇帝委婉陈情。清朝重视孝道,如果情况属实,皇帝一般会重新进行人事调整。雍正元年,蓝翎侍卫李景泰补授云南大理提标右营中军守备。他在接受召见时,表示“奴才母亲七十六岁,云南万里长途,惟恐不能去”,获得了雍正帝的恩准,随即调补山东胶州营中军守备。
召见制度存在诸多弊端
召见新任官员制度在运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并且伴随着世事变迁,这些不足越来越严重。
首先,召见新任官员的效果与皇帝本人能力的联系非常紧密。不同皇帝的能力有高低之别,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精明强干,道光帝与咸丰帝明显不如。道光帝喜欢卖弄,并且对于清朝发展过程中的积弊缺乏改革的勇气,只会小修小补。在此基础上,清朝官员依据道光帝发出的训令来处理事务,就难以妥善地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咸丰帝年纪太轻,严重缺乏本朝掌故知识和经世学问,召见臣子时,往往询问一些很琐碎的问题。此时,臣子还需要全程跪着奏事,心中难免会产生怨气。道咸年间,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从召见新任官员的过程就可窥见清政府难以应对复杂的时局。
其次,清末部院用人的专业化趋势导致召见新任官员的作用大减。京官可以在不同部院之间迁转,然而在晚清时期,为了应对专门事务,需要他们在本系统内依序升迁,积累丰富的经验。清末新政期间,丞与参议制度的设立为外务部、农工商部等部院用人的专业化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部院的官员可以从员外郎、郎中升任参议、丞,甚至成为尚书、侍郎等主管官员。在此情况下,君臣对话显得并无实际意义。从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三年,邹嘉来升任外务部左参议,随后补授外务部左丞,接着又署理外务部右侍郎。邹嘉来三次升职都在同一衙门内,因此慈禧的三次问话极为相似,都是询问他在外务部的办公情况以及家乡江苏的收成,而他的屡次回答也并无差异。
最后,召见制度在晚清时期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内政变化剧烈、外国侵略频繁,在咸丰帝北逃承德、光绪帝遭受慈禧软禁、慈禧与光绪帝西逃陕西的情况下,皇帝也难以顺利地召见新任官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