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农村留下的标语

北上抗日先遣队赠给皖南农民团的部分武器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一支奇兵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在方志敏、寻淮州、粟裕等将领指挥下，历时7个月，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孤军远征5000余里，作战近百次，“调敌”20余万，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他们不畏强敌，攻打福州、震慑杭州，“搅局”国民党统治腹地，书写了一段悲壮雄浑的革命史诗。这支奇兵就是从瑞金出发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谈起北上抗日先遣队，浴血奋战是其英雄本色，也是其留给后人的直观印象。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一无援军、二无巩固根据地做依托的不利情况下，几乎无日不战，全体将士以顽强意志书写苦难辉煌。除作战勇猛外，北上抗日先遣队还有其他鲜明标签深深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顾全大局的先锋队

　　北上抗日先遣队从诞生之日就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至其兵败，始终以牺牲自我来策应中央红军震古烁今的伟大远征，展现了顾全大局的历史担当。

　　由于“左”倾错误主义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连连失利。至1934年5月，建宁、广昌、筠门岭等重要门户均被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被压缩至极小范围；7月上旬，蒋介石重新排兵布阵对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进行全面进攻，红都瑞金危在旦夕。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丧失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围剿”的战略主动。而在进攻之敌的闽北、浙西、皖南等后方地带，国民党却兵力单薄、防备空虚。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罔顾日本加紧侵略浙江、福建沿海地带的现实，大肆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浙闽两省民众反日情绪日盛。综合考虑上述种种因素，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支战略轻骑兵，透过封锁线，直插国民党政府统治腹地，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下称先遣队）因此登上历史舞台。

　　红七军团于1933年10月28日在江西黎川正式成立，随后转战闽赣，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立下赫赫战功。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赶回瑞金并进行了紧急整编。7月6日夜，肩负重任的先遣队从瑞金城南出发，6000多名壮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千里征程，拉开了长征的序曲。从此，先遣队与主力红军彻底分离，犹如一骑绝尘渐行渐远。如果说随后战略远征的红军主力前途未卜，那么孤军北上的先遣队则是生死难料。虽然前路危险重重，但他们抱着“活，让给别人；死，我在前头”的坚定意志和大局意识毅然决然地奋勇向前。

　　亲民爱民的贴心人

　　先遣队虽行军艰难，但时时处处都不忘关心群众疾苦，将“如父母，赛兄弟”的深情厚谊和优良作风带给沿途各地民众。面对敌人，他们是殊死相搏的勇士；面对群众，他们是亲民爱民的贴心人。

　　英勇无畏的先遣队留下了一段段爱民佳话，演绎了无数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1934年9月中旬，先遣队行进至江山县廿八都镇，一队战士在一位何姓农民家中宿营时，发现何家老小衣衫褴褛、被褥破烂，就毫不迟疑地把仅有的一条床单送给了他们。面对红军的慷慨相助，何家老小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真真切切地明白了什么是红军，什么是共产党。

　　1934年11月23日，先遣队途经淳安县白马地区，一些战士吃了老百姓的粽子后，小心翼翼地用铜板和白洋包成五角星状的粽子放回原处。回到家的百姓打开一看里面裹的竟是铜板或白洋，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洋钱粽”，发自内心地认为先遣队是为民爱民的好队伍。“洋钱粽”的故事在淳安广为传颂，时至今日，当地百姓依然对先遣队的优良作风和亲民爱民情怀赞誉不断。先遣队所到之处，在战争间隙严打土豪劣绅，并将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在沿线百姓心中，先遣队就是他们日夜期盼的“救世主”。

　　革命主张的播种机

　　在行军途中，先遣队不管军情多么紧急，始终不忘政治使命。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可以说，先遣队走到哪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就播撒到哪里。

　　从瑞金出发伊始，先遣队就携带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近200万份宣传资料。虽然这些数量巨大的宣传资料给先遣队行军带来一定负担，但他们对此视如珍宝。在先遣队将士看来，这些都是党的声音，而将党的主张传播出去是他们神圣的职责。所以，先遣队每到一处都广泛张贴、散发宣传资料，大造抗日声势，将军事行动和政治目的有机地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先遣队还通过大量书写红色标语来传播党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如“欢迎大刀会弟兄们与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枪口对外，不打自己的同胞”“共产党是抗日反帝的唯一领导者！”“白军士兵，你们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来杀自己的工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宣传标语遍布先遣队途经地的大街小巷和房前屋后。对很多地方来说，虽然先遣队是匆匆而过，但是这些立场鲜明的红色标语却深深刻在群众心间，燃起了他们心中的熊熊烈火并久久不熄。

　　信仰坚定的追梦人

　　先遣队之所以能孤军深入而胆不破、跋山涉水而力不竭、几近覆灭而种不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心怀坚定信仰。为抗日救国而战虽死不辞是先遣队全体将士的铮铮誓言，他们是一群信仰坚定令人敬佩的追梦人。

　　先遣队全体将士用宝贵生命和不懈斗争诠释了“信仰的力量”。1934年1月17日的王龙山战斗中，先遣队21师师长胡天桃受伤被俘。时值寒冬，一身戎装的王耀武初次见到胡天桃时，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眼前这位“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就是21师师长。面对王耀武咄咄逼人的审问，胡天桃高呼“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当被问及方志敏的下落和部队下一步行动时，胡天桃大义凛然地说“不知道”。这场对话中，看似高高在上的王耀武是胜利者；但思想交锋中，他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胡天桃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利刃一样将他徒有其表的底气击破得粉碎。而胡天桃能从容不迫地慷慨赴死，别无其他，只因有信仰。

　　先遣队兵败怀玉山后，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不幸被捕。3月25日，身在狱中的方志敏怀着悲愤交加的心情，以笔为枪、直抒胸臆：“我们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展现了他坚如磐石的革命信仰。其后，方志敏毅然拒绝国民党的一再劝降，于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虽然方志敏牺牲了，但是先遣队的革命火种却生生不息。怀玉山战斗中，粟裕和刘英率领先遣队余部800余人突出重围后整编为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开展了两年半之久的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挺进师编入新四军，为民族解放奔赴抗战前线。这支先遣队的火种，在对日作战中战功显赫，续写了先遣队的英雄传奇。

　　（作者：朱一华，单位：中共抚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