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书院自1723年由时任两江总督查弼纳创办后，历经风雨，迭遭坎坷，办学时间存在有170年之久，成就斐然，余音绕梁，迄今已经整整300年了。钟山书院在120年前的1903年改为江南高等学堂，又延续九载而最终归入历史，拔旗息鼓，令人唏嘘。胡适说，书院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中国在官学之外而有书院，萌芽于唐，成熟在宋，兴盛在蒙元。进入朱明，情况复杂，官学近乎一统，书院基本凋零。成化时期之后，书院复起，王阳明、湛若水等领袖其间。张居正威势赫赫，打压书院。晚明东林、复社议论风生，多遭荼毒。满清入关，一统天下。虽然有文字狱此起彼伏，而书院创办以弥补官学，渐成风尚。雍正元年，钟山书院在南京应运而生。
当年的钟山书院，服务科举，研究学问，作育人才，因其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培养方向，堪称东南典范，全国楷模。雍正帝御赐匾额，敦崇实学。乾隆帝六次考察，学达性天，召试士子。众多名儒大家主掌书院，望重一方，大致有近40位，他们的任期有长有短，作为有大有小，如姚鼐先后任职长达22载，他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更大一些，世人也多说姚鼐与桐城派。现仅撷取从姚鼐之后晚清时期的孙、宋、蒯、梁、缪等人考察钟山书院在晚清历史大变局中的嬗变与涅槃、结局与归宿，挂一漏万，贻笑大方。
先说孙锵鸣与宋恕这一对翁婿。孙锵鸣是孙衣言的弟弟，孙诒让的叔父，浙江瑞安人。他是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当时正值1841年鸦片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孙锵鸣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他也是李鸿章的房师，著有《止庵读书记》《东瓯大事记》《海日楼遗集》等。1850年，道光三十年七月，孙锵鸣应诏陈言：法祖宗以振因循，久委任以专责成，厉风化以兴人才，肃纪律以饬营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孙锵鸣弹劾八旗权贵大学士穆彰阿，斥之为秦桧、严嵩，直声震天下，终致穆彰阿被革职，永不叙用。
1878年，光绪四年正月，两江总督沈葆桢延请孙锵鸣主讲钟山书院。据濮小南先生考索，“未几，因其兄孙衣言时任江宁布政使，与两江总督沈葆桢不睦，故该年岁末辞官离职”。光绪十二年，1886年，孙锵鸣应两江总督曾国荃延聘，又主掌钟山书院，兼惜阴书院。孙锵鸣建有玉海楼，藏书10万卷，是当时著名藏书楼之一。
孙锵鸣任职钟山书院，断断续续，与其女婿宋恕在时间上多有交叉，这大致也是宋恕继续主持钟山书院的缘由。宋恕，又称宋衡，有人称之为宋平子，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因钟山书院首任院长也叫宋衡，姑且称此宋衡为宋恕。宋恕是浙江平阳人，他字平子，号六斋，后又改名衡。宋恕聪颖过人，过目成诵，又广读欧美各国学术名著译本，学贯中西，名噪一时。他与章太炎被誉为“浙江两奇才”。他读书甚勤，善于独立思考，曾与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等维新派人士畅议国事，为维新派著名人物。
1891年底，宋恕起草《上李中堂书》并撰写《卑议》，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设立议院、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甲午战争后，宋恕寓居上海，著书立说，“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他在上海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等大批维新派人物多有接触，并和孙宝瑄、章炳麟等经常在一起。戊戌变法失败，宋恕赋诗歌哭谭嗣同等六君子，怀念逃亡的梁启超。宋恕与晚清四公子的陈三立、谭嗣同、吴保初等也都有交集。他曾为吴保初的《北山集》作跋，吴保初《北山楼集》中有一《支那有一士》题赠宋恕，其中有“著书累万言，吾道未终穷；哲人不偶世，至论无污隆。岂惟跻小康，将以致大同；挟策献太平，畴能识王通”的评说。1910年春，宋恕逝世，享年49岁。
孙锵鸣任钟山书院三载，宋恕往返沪宁，代理岳父处理教务。宋恕教授创新，注重启发，旁征博引，提倡自修，他在钟山书院的办学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痕迹。
再说皖人蒯光典。蒯光典的父亲蒯德模与李鸿章及其兄李瀚章为少年同学，过从甚密，时相与论诗文。蒯德模曾在长洲、苏州、太仓、镇江等地任职，又调署江宁知府，后补授四川夔州知府。蒯光典是蒯德模第四子，1883年，光绪九年，他连捷成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蒯光典有《上德宗皇帝书》，洋洋一万五千余言，谓议和、速战皆非所宜，应做持久战准备。当以练兵、强国为先。光绪帝传旨嘉奖，然终难落实。1895年，当时的张之洞正代理两江总督，蒯光典入其幕府。蒯光典规划江南财政，每年增收至百万。海战硝烟虽散，东北陆地战事仍酣。蒯光典以非强兵不能御侮定乱，建议立自强军。此年，蒯光典应张之洞延聘，主讲钟山书院，“群经大义，目录训诂、算术舆地、史传诸子，莫不穷其旨归，洞明其要。”1896年，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蒯光典被聘主讲尊经学院。
1897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蒯光典跟随前往，任两湖书院监督。两湖书院和传统书院已大为不同，分科治学，除经学、史学外，还设有地理、算学、博物、化学、天文、测量等学科。蒯光典为西监督，讲西学，与讲中学之东监督梁鼎芬因中西学术之分及某些政见不同，且一重学术，一尚词章，故互不相能，积怨日深，以致怒掌其颊。张之洞调停无效，蒯光典遂不辞而别，再归江南，住南京碑亭巷。
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派蒯光典管理全省各学堂事务兼领商务局，他又让蒯光典为兴办，改储才学堂以创办江南高等学堂。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尚无成例，蒯光典博考东西各国教育原理，详订规章和课程设置，聘名师执教，成效大著，成为南京现代高等教育之滥觞。
1899年，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刚毅为筹军费到苏，出京之时，大学士徐桐对他说，“江南唯蒯某可语。”刚毅一到南京，独延蒯光典于密室交谈良久。刚毅与蒯谈及慈禧光绪母子之间事，蒯光典以大义责之，触其怒，刚毅于事后欲撤学堂而取其经费。蒯光典向刚毅力陈办学堂育人才乃强国强民之本，刚毅不予理睬。主事人不敢得罪刚毅，以学堂经费大半予之，蒯光典遂辞职引退。
说到他塔拉·刚毅其人，不妨啰嗦一二。刚毅，字子良，满州镶蓝旗人，笔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1885年，刚毅为山西巡抚。1888年，刚毅调任江苏巡抚。1898年，戊戌政变，刚毅力主废光绪帝，罢新政，得到宠信，升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就是刚毅到南京以筹饷练兵、清理财政等名目，大肆搜括，挪走江南高等学堂经费，散布“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论调，一时舆论哗然，称其为“搜刮大王”。1900年，刚毅、载漪、赵舒翘等企图利用义和团“仙术”达到“扶清灭洋”之效。刚毅与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同八国联军开战。西狩途中，刚毅因腹泻而病死于山西侯马镇。刚毅才疏学浅，却深谙为官之道，他时时处处迎合慈禧太后，深得宠眷，外任封疆，内入军机，荣宠一时。庚子之乱后，刚毅被列为主要战犯之一。
慈禧太后有废帝之意，蒯光典劝说刘坤一要挺身而出，表明态度，“公国家宗臣，义不容默”。刘坤一听从蒯光典的建议，上疏争之，慈禧太后乃止其事。刘坤一曾说：吾三督两江，可引为师友列者，蒯某一人而已。
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奏补蒯光典为淮扬海兵备道，加按察使衔。1911年，蒯光典病逝南京，得年54岁。蒯光典在钟山书院仅有一年，后又在江南高等学堂，时间虽然不长，却也可圈可点，挺立潮头，识见高远，不容小觑。
既然提到了蒯光典与梁鼎芬的不合龃龉，也就来说梁鼎芬。他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广东番禺人。他一生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曾在1897年任钟山书院院长。
1880年，梁鼎芬中进士。1884年，中法战争，梁鼎芬弹劾李鸿章有六大可杀之罪，指责他与法国议约处理中越问题失当。梁鼎芬因此疏而开罪慈禧太后，以“妄劾”罪，被连降五级，他自镌“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愤而辞官返粤，年方27岁，有人题如此之语：梁星海辞官之年，苏老泉发愤之日。1906年，梁鼎芬被授湖北按察使兼署湖北布政使。1914年至1917年，梁鼎芬任清室崇陵种树大臣三年，树木成活十余万棵。1919年11月14日，梁鼎芬在北京病逝，赐谥文忠。梁鼎芬临终前有遗言不可刻其诗集：“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
再说钟山书院末代院长缪荃孙，他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被称作中国近代图书馆鼻祖。缪荃孙幼承家学，肄业丽正书院，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他曾充四川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彦士幕僚。张之洞任四川学政，缪曾执贽门下为其撰写《书目答问》。1876年，缪荃孙得中进士。1894年，缪荃孙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1901年，缪荃孙任江楚编译局总纂。缪荃孙还曾受聘总办筹建江南图书馆、创办北京京师图书馆、任清史总纂。1919年12月22日，缪荃孙在上海逝世。他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风堂文集》等。清末民初，缪与王壬秋、张謇、赵尔巽等齐名，被誉称四大才子。
1902年，钟山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缪荃孙任学堂监督。1903年，实施癸卯新学制，两江总督府拟在江宁“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缪荃孙出任学堂总稽查，负责筹建江南最高学府三江师范学堂，他与徐乃昌、柳诒徵等赴日本考察学务，仿日本东京大学在南京国子监旧址筑校，后更名两江师范及复建南京高师，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开端。
1911年，宣统三年，江南高等学堂宣布停办。江南高等学堂早于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最早的一所真正意义的高等教育学校，也是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江南高等学堂办学虽只有9年时间，但缪荃孙、徐乃昌、蒋炳章等相继担任过江南高等学堂监督。柳诒徵、程先甲、缪谷瑛、杨冰等也都曾在江南高等学堂讲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光明甫、谈荔孙等都是此校校友。
大致看来，钟山书院的掌门人有这样一些特点，空谷足音，启迪后人。
些院长山长多有行政背景或经验。从以上五位人物的梳理，约略可以看出，三百年前成立的钟山书院，自查弼纳开始，就一直与官府体制密不可分，其所聘任山长，无论是首任校长宋衡，还是后来的杨绳武、卢文弨、钱大昕、姚鼐等，都与现行体制密不可分。到了晚清，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孙锵鸣、宋恕、蒯光典、梁鼎芬、缪荃孙等也都是亦官亦学，穿行于官场与学界，都非纯粹的书斋学者。
这些山长院长多术业有专攻，学有所长。钟山书院的历任院长，无论成绩大小，多术业有专攻，都是内行，或大儒，或名流，学问扎实，文采风流，其人生经历，也多有创办学院的具体实践。
这些山长院长多能与时俱进敏锐感知时代颤动力图有所改变。孙锵鸣敢于批评穆彰阿，蒯光典人情练达娴于行政，缪荃孙沉醉书斋而明于大势，梁鼎芬痛斥李鸿章、奕劻、袁世凯，宋恕倡言维新变法，他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都不是抱残守缺冥顽不化者；虽然，有些更为激进，有些偏于中庸，但都是顺应潮流力图改变者。
这些山长院长的努力与回报虽然差强人意，不无遗憾，但并非枉费心机。实际上，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办，也不能说与钟山书院毫无关系。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也都是两校的参与者、推动者。
钟山书院的运作、发展，虽身份莫名，并非官学，不无官办与私办的混合，却也无不得到当时主政者的大力支持。从查弼纳到尹继善，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到左宗棠，从张之洞、刘坤一到端方、周馥等，都多有关心，予以支持。这也是钟山书院能够延续17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学东渐，桑田沧海，1905年，废止科举制，传统的书院难以为继。改弦更张，必须彻底，不容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完成历史使命的钟山书院，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王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