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个多么凝重的文字/却诠释了世间所有的情愫/将每一份的爱坚实镌刻。父亲/一个多么亲切的称谓/却饱含了生命中的那份艰辛/斗转星移的岁月双肩承载……父亲/你的爱是一座无字的丰碑；父亲/你的情是一篇无言的诗史；父亲/无轮从那个角度去看你都需仰视/因为这就是父爱的高度。”

这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散文家、民进中央原名誉主席冰心在《情愫》一诗中对父亲的深情告白。

值此父亲节之际，团结妹撷取了数位民主党派成员父亲和他们子女之间的暖心故事，感受他们的温情与思念，再次致敬所有伟大的父亲。

沈谱和父亲沈钧儒

左起：沈谱、沈钧儒、范长江、王炳南

沈谱是原轻工业部科研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夫人。她的父亲是民盟创始人之一、民主爱国人士——沈钧儒。

沈谱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沈谱8岁时，每天早晨，沈钧儒都带女儿到家边上的中山公园小亭内练习书法，并亲自在练习本上写字，让女儿临摹。

沈谱青少年时期，耳闻目睹了其父亲沈钧儒如何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为争取人民真正的民主，坚持真理，为真理而出生入死。

1936年11月23日，正在沈谱读大学三年级时，父亲沈钧儒等七人因抗日救国而身陷囹圄（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使沈谱受到强烈的思想震动。热爱祖国、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父亲，居然被国民党反动派扣上“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而投入了监狱，这使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沈谱思想觉悟有了质的飞跃。她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激励。她曾数次冲破反动派的阻挠前去探监。

沈老出狱后，沈谱主动担负起照顾父亲生活的任务，并协助父亲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她本人也参加了“妇女慰劳总会”活动，为抗战将士制作棉背心，慰劳伤兵等。南京失守前夕，1937年11月21日，随父亲到武汉，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进步团体“蚁社”，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沈谱以满腔的热情广泛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并积极整理、编写父亲沈钧儒的有关资料和著作。1998年沈钧儒纪念馆开馆，沈谱为纪念馆征集了大量领导人的题词和书画作品；2004年，“七君子”铜像和范长江铜像先后在上海福寿园落成，沈谱写了书面发言，在铜像初稿阶段还亲自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2004年12月，在浙江嘉兴举行了纪念沈钧儒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及沈钧儒诗集《寥寥集》首发式，沈谱作了大会书面发言并为《寥寥集》写了序言。

成卓和父亲成思危

成思危和成卓

成卓是“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思源·爱心火炬基金”创始人，也是一位跨媒介艺术家。她的父亲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杰出领导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思危。

在成卓心中，父亲的一生就是爱国爱民、勤奋好学，不断开拓创新的一生。成思危一生3次选择皆为报国。16岁时成思危便离开父母，放弃在香港优越的家庭生活，回到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亟需经济管理人才，已在化工界成绩斐然的成思危，决定改行前往美国学习工商管理；毕业后毅然拒绝美国石油公司的高薪邀约，将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带回国。

“父亲即使深陷逆境中，爱国心报国志也始终如一。他活到老、学到老，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总会开拓创新，提出前瞻性的思想理念，解国家燃眉之急，这种精神值得当下年轻人学习。”成思危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成卓的人生。她以父亲为榜样，把“一生活出三生精彩”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成卓从小热爱艺术，从小改造自己的衣服、设计发型和帽子，到后来设计珠宝，研习茶道、花道......她曾是中国最早的三维动画师，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博士。从父亲生病开始，她决定要拿起画笔。父亲看到了她的油画作品，十分喜爱。父亲去世后，她为父亲画了两幅油画肖像，并在联合国展出，以这种方式传承父亲的好学精神。“父亲看到我真的开发了自己的潜能，很欣慰。”成卓回忆说。

2007年，成思危创立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在父亲的影响下，成卓励志要把公益精神传承下去。

成思危去世后，成思危的家人们根据他的遗愿，将其生前的工资、稿费捐赠给国科大教育基金会，发起设立了“成思危基金”，成卓担任该基金理事长。成卓表示，希望通过奖励师德高尚、教学科研成绩突出的教师，家庭困难但品学兼优、勤奋创新的学生，在创新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中取得突出成果的专家学者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领域的社会企业家，鼓励创新成果、人才的涌现和推动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

叶至善和父亲叶圣陶

叶至善与家人（前排右起：叶圣陶、叶至美；后排右起：叶至诚、叶至善）

叶至善是著名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民进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他的父亲是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教育家和编辑出版家——叶圣陶，曾任民进中央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中，时年已经50多岁的叶至善被下放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叶至善一到干校，就分配在养牛班，全班十人，老弱病者居多，叶至善算是数一数二的强劳动力。

叶至善到干校后写给叶圣陶的第一封信中就对养牛作了详细介绍：放牛这活就是两条腿累些，要站，要跑路。牛对人很和善，从没有发生过用角顶人的事，最多脚被牛蹄踩了，肿痛几天。……我已经放了两个多月了，很可能一直让我管下去。我也对牛有了感情，很愿意再干下去。到时候，我准备搬到牛棚里去住。”叶圣陶并没有对儿子在家书中大谈养牛而生气，反而在复信中对叶至善的状态表示非常满意，鼓励叶至善好好养牛，后来还买了“养牛学”的书籍寄去。

从此，父子俩在来往信件中就开始频繁探讨“牛经”。从1969年到1972年，两人天各一方，互通书信近500封，信中有关养牛的事写得有声有色，读了如见其人，如见其牛。叶至善曾自书了一幅养牛的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寄给叶圣陶。叶圣陶很欣赏这内容和构思，并戏称为“牛马联”，在83岁生日那一天，用篆体写成对联，并题款“至善撰此联寄怀，语我已久，请为书之，今日为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余之生日也。圣陶”。

王佩言和父亲王绍鏊

王绍鏊与家人

王佩言的父亲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王绍鏊。

抗日战争前，王绍鏊因搞政治工作，在南京被捕，关进监狱。子女们焦急异常，天天牵挂着他的安全。王绍鏊在狱中坚持不吐露自己的政治身份，直到抗战开始后，才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回家。一回到家，王绍鏊顾不得和子女叙谈别后情景，就极为郑重地要女儿王佩言把一条棉被拆开。王佩言一边拆，一边打量，心里想，父亲不知为什么这样急着要整理这些破旧东西？当王佩言拆开被子时，王绍鏊就从棉絮深处，抽出几张小纸条来，对它看了又看，脸上充满激动神情。女儿好奇地想凑上去看看，王绍鏊立刻把纸条藏起，严肃地对女儿说：“小孩不要多管闲事。”

后来王佩言才知道，这是一份重要的机密文件。王绍鏊对于他的工作情况，坚持不向子女透露一个字，这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革命年代，王绍鏊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奔波于外，偶尔与子女见面，就对他们讲：你们的父亲一无所有，你们将来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努力学习，有志者事竟成。

邓志平和父亲邓稼先

邓稼先与家人

邓志平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九三学社社员——邓稼先。

邓志平曾在采访中表示：“或许在别人的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文革时，邓志平的母亲许鹿希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天津的农场改造，姐姐去了内蒙古的兵团，那个时候邓志平还不到10岁，家里仅剩下他和父亲两个人，那段时间也是他和父亲相处最多的时候。那时是邓志平来管家，家里的钱都在他的手上，父亲每天更多的是惦记着工作。父亲每天都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即便后来当上领导，配了专车，也仅是工作时才用，上下班不会用。后来分了新的房子，但是父亲一直坚持住在50年前分的公寓里。在这样的相处中，邓志平在父亲那里学到了一种平凡而安静的生活态度。

谈到对父亲的评价时，邓志平说：“父亲做事比较认真，也很执着，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他对我说，有一次在实验的时候，空爆没有成功，当时情况很危险，因为保护措施并不是很到位，有很强的辐射，但父亲还是坚持去一探究竟，找出问题的根源，而自己最后却受到了辐射，这也是父亲后来去世的原因。在我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坚持与执着。”（邱凌）

（本文综合整理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