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春天，22岁的陈雨露第一次踏入距离自己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邻县，湖南江永。她发现，街边无论是商店、药房、学校，所有的招牌上，都写着修长、秀美的特殊文字。

当地人称其为女书。

她们用女书传信互相关心、一起唱女书歌谣缓解劳累、用女书记录生活自我宽慰……

有人称这是中国最早的女性意识起源。

关于女书，季羡林曾这样写道：

在江永，陈雨露遇到了最后一位女书半自然传承人何艳新，她今年已经84岁，闲时刷短视频，偶尔受邀讲述女书。

如今，女书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只能作为非遗被保护起来。但何艳新却说：女书还是没了好。

当人们不再讨论女书的时候，或许就是女性不再受苦的时候。

1939年的夏天，何艳新出生于湖南省江永县河渊村。在她尚未过四岁生日时，父亲被一家有权有势的人杀害。

那时新中国还未成立，公道由钱、权来定，母亲抱着何艳新在了无生气的家里，绝望地哭了几天几夜。

与母亲相熟的姊妹来劝，这么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母亲收拾行李，带着小何艳新回到了娘家。对母亲来说，回娘家是孤苦无依的无奈选择，而对何艳新来说，她在这里度过了此生最快乐的十年时光。

这十年，女书慢慢浸润何艳新，和她密不可分。

何艳新的外婆出身中农，那时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外婆是当地有名的君子女，类似男性的秀才，识得汉书，女书也写得极好。村里其他女性总来外婆家唱女书歌、做女红，或者拜托她帮自己用女书写书信。

年幼的何艳新，常常听到外婆的小阁楼上传来悠扬的歌声。

外面的世界是残酷的，女性被迫接受包办婚姻、承担农活、养育孩子、忍受种种不如意。而阁楼把外面的风霜都挡住了，这里只有外婆和村里的姊妹围在一起唱女书歌谣，获得片刻自由。

外婆边唱边掉眼泪，何艳新觉得她像心软的菩萨。

外婆帮村里姊妹写《三朝书》时也哭。

《三朝书》为女书所写，内容一般是新娘自己的故事、姊妹间的悄悄话、长辈亲友谆谆教诲出嫁后如何做好媳妇本分。

江永上江圩一带，在新郎新娘结婚后的第三天，新娘的女性亲戚以及结拜姐妹将《三朝书》和其它礼物送到男方家，《三朝书》的精美程度和数量与新娘的女性亲友能力挂钩。

每年九、十月，嫁女比较多的月份，很多人都会请君子女帮她们写《三朝书》。

姊妹一边讲自己的故事，外婆一边记着，何艳新便搬着凳子坐在旁边听。

在包办婚姻的时代，女性不愿进入婚姻，但是又身不由己，只能把心事寄托在《三朝书》里。她们在这本薄薄的书里叹息自己坎坷的身世、诉说公婆刁难的忧虑、表达与姊妹分别的不舍……

何艳新发现天上的星星很亮，倒映在外婆的眼里就变成亮晶晶的眼泪落下。

外婆告诉她，哭是因为女人可怜。

何艳新不知道女人为什么可怜，那时候她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生活得十分快乐。

当时缠足习俗犹在，外婆虽然心疼小何艳新，却也只能把她的脚用布一圈圈绑住。外公总在小何艳新出门玩时，递给她一把小刀，教她用小刀割掉缠足的带子，泡在水里放松。

不过每次回家带子又会被重新缠上，小何艳新苦不堪言。

外公终于看不下去，下定决心让外婆不再给何艳新缠足。他想也许是要变天了，现在让她缠足，既让她痛苦，或许之后还会害了她。

正是外公一家因为疼爱而不拘束她，以及外婆对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女书教学，让何艳新从小就埋下了向往自由的种子。

外婆教何艳新写女书字，把字写在她的手掌心上。何艳新跑到村里和同龄女伴玩，找趁手的小树枝，在泥地上教她们女书字。

女书的传授便是如此：口传心授，母亲传授给女儿、外婆传授给孙女、大姐传授给小妹。即使女性没法进入课堂，她们对表达的渴望也让这种隐秘的文字流传了下来。

女书字细长舒展，注重好看。大部分女书字是表音文字，也有一小部分是运用了表意的手法。

比如“花”字，女书字的“花”，像一株小小的植物开了无数花朵，很多的花瓣开满枝头。

女书字的“妹”，像两个小人一上一下地站着，代表手的小圆点挨在一起，仿佛两姊妹要牵着手奔向自由的世界。

女性所写的字，和女性本身一样，细致、秀美。

女书，不只是一种文字，更是文化。写有女书字的折扇、手帕、《三朝书》，女书歌，女红，花山庙，六七百个女书字，和“不落夫家”、斗牛节的各种习俗，被统称为女书。

村里的男人都知道女书，但是不会学。“知道，不认识，男人不知道女人的事情。”

女书是女性自己创造的一个小小空间，男人有男人的文字、男人的世界，女性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实在苦不堪言时，便进入女书世界里躲一躲。

外婆去世后，何艳新把自己写的《祝英台》以及其他三部女书作品，还有外婆的《三朝书》、手帕、折扇等物件，都拿到墓前一一烧毁，祭给外婆。

墓碑上刻的都是汉字，女书是隐秘的，不会被刻到石头上，不会被其他人看到。

上江圩女人的一生中，活着时女书是慰藉，死后也有女书的陪伴。

离开外婆后，何艳新开始面对真实的世界。

年幼时，何艳新不懂外婆为什么哭，不懂为什么女性是可怜的。

后来，她都懂了。

十九岁，妈妈给何艳新许了一个人家。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自主择偶离农村还太遥远，主流仍是包办婚姻。没有人问过何艳新是否想结婚，是否喜欢这个男人，只是理所当然为她安排了一门长辈满意的婚姻。

何艳新的未婚夫何德贵正在念书，还有一年要考大学，何艳新给他寄去一封信，让他不要回来完婚。

结婚那天，新郎真的没有回来，长辈们决定把新郎抓回来。

一大早，抓新郎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何艳新另有打算，她准备了一根绳子，想结束自己的性命，不过被及时赶到的亲戚拦住了。

后来再问，她不愿意再讲逃婚这个故事：“又没有成功，讲了你们会笑我的。”

但是，她也并没有妥协。

新郎被抓回来了，她却藏在了姊妹家里。等到结婚第三天，她从姊妹家出来，闪进巷子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名正言顺地回到家。

江永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即结婚三天后女儿回娘家，等到怀孕，再回到夫家长期居住。未怀孕前，只有逢年过节时，新娘才去新郎家走动。

利用这个习俗，整整三年，她们都没有行夫妻之实。

“我们三年没有‘结婚’，真的，没有同房，不是因为性格，是决心。”

村里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她们，姊妹和亲戚也悄悄劝她，你不可能不结婚的，你也得可怜你的妈妈。

当地的女书文化能暂时给女性提供一个逃脱的空间，却始终敌不过现实。保护壳碎掉，何艳新从梦里醒来，掉入现实的惨淡里。

图片来源：纪录片《女书回生》

何德贵在别的村教书，家里的活全部落到何艳新的肩上。她说自己像个男人，承担所有劳作。

彼时村里很多人都去邻乡铜山岭矿挑石头赚钱糊口。为了补贴家用，何艳新也混在男人堆里前往。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煮熟一锅饭，然后把三个孩子反锁在家里，出去挑石头。

每担石头一百六十多斤重，她咬着牙挑五趟，不过赚3元2毛。为了生计，她五趟复五趟，磨破了肩膀、磨损了脚底。

忙完一天，她跛着脚就着月色回家。无论多么疲惫，她还要摸黑洗衣、做饭。

生活是无望的一天复一天，曾被外婆揽在怀中教写女书字，曾和姊妹在河边嬉戏玩闹的生活恍若前世，如今只剩下天微亮起床做饭，夜已深跛着脚回家洗衣。

何艳新的生活并非孤例。

女书传承人阳焕宜出生于1909年，同何艳新一样，她也未曾裹足。她羡慕不裹足的瑶族女孩可以在山林田野间放肆嬉戏、吵闹，以死相逼，逃过了每次裹足仪式。

她的自由与叛逆也在婚姻中夭折。

提及婚姻：

“他整天出去赌钱，家产都让他赌光了。”

“我和我丈夫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感情，那生活能好吗？”

阳焕宜把女书当作苦难生活里唯一的一束光。下地种田、拉车、挖水沟、种菜、牵牛回家，她都唱着：

添笔修书劝妹娘，薄书来吃请谅宽。

夫死阴司休得处，一家事情独自当。

何艳新、阳焕宜的无奈，是所有女性的无奈。女书里的眼泪，是所有女性眼泪的集合。

1982年，江永县委宣传部干部下乡采访时，发现当地妇女中流传一种特殊文字符号，撰写新闻稿《江永发现妇女文字》，并在《湖南日报》发表。

女书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引起学界重视。

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到江永调查女书，她问何艳新会女书吗？何艳新摇摇头。她刚做完农活，脚上沾着地里的泥巴，肩上扛着一家近十人的生计。

给学者多讲一分钟女书的内容，何艳新的劳作时间便少一分钟。生活已经压得何艳新没有时间再回到女书世界。

逃去女书世界或许能够短暂得到精神慰藉，但是现实的苦痛依然无法消失、始终存在、必须面对。

另外，何艳新也不愿意写女书。

女书记录女性受苦的生活，她一提笔，苦痛的回忆便源源不断涌上心头。

“女书，我不写，就不伤心。一写，就很难过，很难过。”

太重的悲伤让她提不起笔。

不久，中国台湾学者刘斐玟来江永调查女书。

何德贵劝她，刘斐玟是外地人，来我们这里不容易，你就帮帮她吧！

何艳新说：一帮就是大半天、大半天的，家里事情太多了。

1994年初，日本学者远藤织枝访问另一个会女书的老人，河渊村的吴龙玉老人也在场，说，我知道一个会写女书的人。

吴龙玉带着远藤织枝来到何艳新家，何艳新依然拒绝，不会写，都忘了。

大家在她家里聊天，聊到她的外婆，何艳新突然抢过远藤手中的纸和笔，一边写起女书字，一边唱起歌谣。

那些努力想要忘记、隐藏的女书文化，已经在儿时就被外婆编织在自己的灵魂里，稍微有触动，便会变成文字、歌声流淌出来。

何艳新慢慢松开女书的回忆闸门，等到真正重新拥抱女书，是1995年，丈夫何德贵生病住院时。

她在医院陪护何德贵时，又有朋友找到她，劝道，你写女书吧，正好把你的苦，你的可怜写出来。

医院的夜晚，对何艳新来说，似乎格外黑。她一向胆小，以前去旧房子抱柴，打开门，屋里黑漆漆的，她不敢进去，是五六岁的孙女把柴抱出来。

儿子何山枫也说，妈妈何艳新至今没杀过一只鸡，胆小怕事。

医院熄灯后，她被黑暗和恐惧环绕，总疑心角落里飘出病死的鬼魂。在极端恐惧下，她联想到自己婚姻无法做主，辛苦养育孩子，老公重症在床，外婆离世多年……

无数的苦痛、委屈在今夜的害怕下，发酵。

她答应：“我试试。”

何艳新写的女书字

图片来源：纪录片《女书回生》

女书是江永女性最坚实、最温暖的港湾，它在漫漫长夜里点起一盏孤灯，为女性提供慰藉。

“女书，我想把她忘掉，没想到，还是忘不掉。”

一扇紧闭几十年的大门打开了。

何艳新被邀请去过很多地方交流女书。

1997年，何艳新第一次去日本，与女书研究者们交流女书。

她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唱女书歌谣，隔着几千公里距离、几千年的光景，在何艳新小心翼翼唱出的女书歌谣里，日本学者们仿佛触碰到了无数个女性的灵魂，她们受苦，却又飞起来。

共通的感情跨越了语言、时间、距离、国籍。

何艳新热爱自由，她喜欢站在海边，看海浪一次一次强劲有力地拍打海岸。她也喜欢看花，日本开满了一簇一簇的樱花。

在日本待了半个月，她梦到生病的老公去世了，她来到日本浅草寺求签，其中有一句：“人事有爻讹。”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一条鲤鱼跳上了岸。

其他人说这是吉签，鲤鱼跃龙门，她说不是，鲤鱼上岸，就被渴死了。

求签第二天，何艳新就要回家，到家已是深夜。

何德贵患病前性情温和，患了癌症后，性情大变，天天打何艳新，把东西撕得到处都是。何艳新到家时发现地上全是撕碎的照片。

第二日凌晨，何艳新还在睡觉，媳妇就告诉她，丈夫去世了。

她潦草、漫长的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甚至没能留下一张合照。

第二次去日本时，日本发生了海啸，后来何艳新就不愿意去日本了，她总以为这些灾祸和自己有关。

女书教会何艳新渴望自由，现实迫使何艳新学会低头，两股力量下，谁也没能赢得谁，于是她只能拧巴。

村里太小，对何艳新来说是种禁锢，等她到了日本，却迷信自己会带去灾祸，不愿再去。

后来何艳新受邀前往北京，辅助清华大学编写女书相关书籍。

除了工作，她待在小儿子的家里不愿出去：“进门，把门关掉，一个都不认识。”

“外面有什么好的。”外面再自由，也不属于自己，反而生出格格不入之感。

2014年，何艳新七十六岁，下阶梯时摔伤了腰。中国台湾的刘斐玟和日本的远藤织枝转飞机、坐汽车来村子里看她。

何艳新头发白了，牙齿掉了，她说“牙齿没有了，唱歌没之前好听了，漏风。”

而她评价和自己差不多大年纪的远藤织枝：“她看上去很年轻，四十多岁的样子，脸上都没有皱纹。她喜欢爬山，叫我爬山，我上不去了呀。”

何艳新语气中有一丝怅惘，相同的性别、相同的年龄，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她对陈雨露说：“如果我能过一天你这样的生活，我就知足了。”当反问何艳新她现在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时，她说或许死了更好。

何艳新不愿意囿于小山村，但在外面的世界依然找不到归属感。

女书赋予了江永女性反抗意识，现实却横亘着各种条条框框与不如意，女性无法真的反抗封建社会的不公。何艳新向往自由，却早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磨灭掉了追求自由的能力和勇气。

女书如此，可喜、可敬，又可怜、可悲。

女书始于何时？何人所造？皆不清楚。

何艳新唱的《胡玉秀探亲书》里提到，宋朝妃子胡玉秀是上江圩荆田村的一个村女，入宫后因为太想念家乡，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于是发明了女书字，用女书传信。

歌词是：

静坐皇宫把笔提，未曾修书泪先流。

我是荆田胡玉秀，修书一本转回家。

搭附爷娘刚强在，一谢养恩二请安。

又有姑娘请姊妹，一家大小可安然。

虽然不知道女书确切的创造时间、创造人物，但是确切的是，女书近年在逐渐消亡。

1982年，《本县上江圩镇末代女书自然传人调查表》统计，共有60位女书自然传人，其中江永县上江圩镇45位，名字后面，是一位位生动的女性。

她们幼时跟随女性长辈学习女书，长大后被迫远嫁，忙着农活，忙着处理柴米油盐，忙着照顾小孩，忙着撑起一个家。

在难以承受的心酸背后，她们用女书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小小世界。

2004年，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阳焕宜去世。

随着阳焕宜的去世，何艳新成为最后一位女书半自然传承人。

何艳新的一生，刚好陪伴女书由盛到衰。

陈雨露来到江永县时，发现使用女书的人几乎没有了。当地招牌的女书字，也是政府为了保护女书而专门设立的。

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女性获得了更多受教育机会，能够去到学校读书写字。女书使用的语境几乎完全消失，学习女书的人寥寥无几。

84岁的何艳新，闲时喜欢刷短视频，偶尔受邀去给女书讲讲课。

她问陈雨露：“你觉得女书有用吗？”陈雨露点点头，但是何艳新否认：“这有什么用呢？”

何艳新也几乎不写女书了。“现在生活好了，不想写了，那时是气出不来，才写女书。”

陈雨露在看到女书的那一刻决定，大学的毕业作品拍女书纪录片。

她大学学的摄影系，艺考面试时，老师问她：“你觉得女生学摄影有什么优势？”没等她回答，老师很肯定地接到：“和男生比，就是没有优势。”

大学期间，她出去找实习，很多项目要求上明晃晃写着：只要男生。

她来到江永后，去女书博物馆学女书，写下第一个女书字时，感受到千年前女性的力量在笔尖绽开，千年过去，这力量也是温热的。

从女书字被创造至今，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的变化，但不平等仍未完全消除。女书里蕴含的不甘、无奈、勇敢、自立，陈雨露全都感同身受。

那一刻，她坚定自己今后要在各社交平台传播女书，让更多人感受这股力量。

女书课后，她在博物馆门口遇见卖刺绣的老奶奶，她试探问老奶奶，你会唱女书歌吗？

老奶奶放下手中的女红，大大方方唱起来。

这位叫义静凤的奶奶家庭贫苦，丈夫身体不好修养在家，她已七十多岁还要去田地劳作。

她少女时期也曾去学堂上学，由于其他同伴不能读书，感到孤单的她也选择了放弃念书。后来，她常常后悔自己错过了学习女书字的机会，不过她跟着同伴学会了很多首女书歌。

陈雨露跟着她去田间，在一望无际的田地里，义静凤一边播撒春天的种子，一边轻轻哼着传唱千年的歌谣，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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