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半月谈公众号刊文：“甩手式、偷懒式、交卷式调研”被统称为“应付式调研”，亟待整治。

“应付式调研”屡杜不绝，是因为没有开展真正重要的调研，是因为有些调研工作的决定者内心潜藏着“便于操作”的预设。即怎样才能使调研工作“不麻烦”，使实际工作“过得去”“好看”。“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要列入调研范围”，最近，一位基层干部在闲聊调研工作时，笑谈某上级领导面陈这样一条“潜规则”。

半月谈刊文提及的，涉及一些调研部门能够直接解决又不想解决的问题，如“造林空间不足而计划指标偏多”，涉及单位债务状况和财政“三保”资金等基层期盼解决的问题，现实中存在的不碰真问题、回避真矛盾、绕道“老大难”、躲开“钉子户”等，这样的调研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去的。

然而，事业发展的瓶颈，基层工作的顽症，如果被认定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或“不想解决的问题”，你再要紧也只能呆在“驿外断桥边”。即使是火烧眉毛的急难盼愁，如果没有进入调研范围，就不能进入解决问题的程序，就成了工作的“盲区”“抛荒区”。

与反用“问题导向”不同，“一飞冲天”的中国C919大飞机背后的故事值得借鉴：一般在研制某种产品时，总是考虑自己怎样做才不会有问题产生，而总设计师吴光辉对一项科研成果却反着推：假如这样做下去，会出现问题吗？会出现哪些问题？出现问题咋办？如何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不出现能够设想到的问题？这才是“问题导向”。

按照既定目标坚定做下去，设想“会产生哪些问题”。我们不知晓这位总设计师在具体科研上是如何运用“问题导向”的，但中国商飞经历过起步、搁浅、失败，2007年再起步，终获成功，如果不是直面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去解决设想到的种种复杂难题，恐怕我们还处在大飞机的梦想之中。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工作的导向”。C919大飞机研制的“问题导向”，是哲学思维运用于科研工作的范例。这种思维既应该也能够运用于党政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中去。中央关于大兴调查研究方案中的12个主要方面，囊括了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没有任何问题可以例外。其中第12条特别强调“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为打通堵点、淤点、难点，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钻“矛盾窝”。那些被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显然就在“矛盾窝”里。

多年前曾出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材料上就不要写。”没想到，这些年进行初心使命教育，大力倡导担当作为，各级组织关于支持干事创业、宽容失败出台了不少政策规定。然而，在调研中遇着问题仍然绕道走，必须引起有关方面对主题教育效果的警醒和反思。

中央反复强调“极限思维”，以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把所有研究的问题或事物推至极限状态下进行思考，解决在极端情况下，该怎么办、能怎么办？坚决拿下那些“躲不开、绕不过”的顽瘴痼疾。

实际工作中如果反用“问题导向”，就一定会给未来留下“祸根”。长期放弃研究问题的“极限思维”，势必酿成极端事件，甚至是灾难性后果。“雪崩”之后，再来展示领导干部“高度重视”“亲临现场”云云，都不过是于事无补的“姿态秀”。

当下，必须正视和解决“应付式调研”，对那些未进入调研视野的所谓“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想解决的问题”来一次打捞，集中力量攻克可以预想的“黑天鹅”“灰犀牛”。只有始终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方能根除调研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红笔：易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