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澳大利亚汉学家张磊夫（Richard Rafe Champion de Crespigny）的大作《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感触颇多。作为西方学者，张磊夫勾勒中国历史的特点是更重视对历史脉络的重构，而不是沉湎于对细节的考证。由于张著对东汉的科技发展亦多有涉及，我也由此联想到了一个与广义上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有关的问题：中国的儒家文化难道就一定是科技发展的思想阻力吗？
很多倾向于对上述这个问题答“是”的朋友或许混淆了“唐宋之变”之前与之后的中国。唐宋之后，科举考试的确成为束缚天下读书人思想的桎梏，使得全民族知识精英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探索考试科目之外的学问，这一点显然是对科技创新不利的。但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而不是科举制。由于是否被征辟这事多少有点“不可控”，缺乏可预期的“内卷规则”，这就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愿意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进行自由探索。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衡、蔡伦与王充这三人。张衡祖父张堪曾为东汉开国功臣，家境优越，这使得张衡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诗歌、辞赋、散文、算术、地质、天文、地理等领域进行耕耘，甚至为了保证自己的兴趣研究时间而放弃了朝廷给予的“孝廉”的名头（此名头是当时担任高官的重要入场券）。即使后来做了官，张衡担任时间最长的官职依然带有强烈科技色彩：以天文观察、记录为主要任务的太史令。再来看蔡伦。蔡伦是获得窦太后崇信的宦官，但东汉的宦官与明、清的宦官不同，不少人有颇高的学术素养与科技实践能力。除了改良纸张这一众所周知的成就之外，蔡伦也建制了一些兵器，说明他亦懂冶金。顺便说一句，蔡伦并非东汉宦官队伍中的异类。灵帝时代的宦官毕岚便制作了利用虹吸原理引水洒路的装置“渴乌”，可谓蔡伦的科技创新之路的延续。至于王充，因为家境不好，长期在会稽郡做小吏，但他依然有充分时间创作哲学著作《论衡》，其中不少篇章都讨论了诸如宇宙运作、传染病起源、农业虫害起源等科学问题，并为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看重。很明显，张衡、蔡伦与王充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儒家士大夫、宦官与缺乏背景的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但东汉的社会架构竟然为这三个阶层都出现优秀科技人才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在秦以后的大一统王朝中是不多见的。
由此看来，抽象地说儒家社会压制科技发展，至少不完全符合东汉的现实。至于东汉儒家意识形态的特殊样式，至少在如下几个地方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第一，从经济形态上说，儒家“仁政”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政府通过低税率来维持民间活力，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对外军事行动，以免提高税率（按照张磊夫的意见，班固的《两都赋》就包含了规劝东汉统治者节俭治国的意蕴）。这一经济哲学思想对东汉帝国的运作影响深远。至少就东汉鼎盛期而言，其军事扩张活动的投入产出比远优于西汉（其标志性案例便是班超凭借外交手段对于西域的高明控制），而这些代价低廉的胜利就使得汉武帝时代的重税政策在东汉并无被重新推出的必要。这样的经济政策环境使得庄园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使得大量坐拥私有土地的知识分子获得进行科技探索的闲暇。因此，在儒家的“仁政”说与科技研究所需要的时间之间，是有一条漫长的正向因果链的。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腐败的灵帝时代，低税政策依然是东汉王朝的“政治正确”，这使得诸如刘陶这样的儒生能够在朝堂上反复抵制汉灵帝的“武帝化”倾向。由此导致的灵帝的疯狂卖官鬻爵行为虽然为人所不齿，但至少从逻辑上反推出：即使是皇帝，也无法从提高国税的角度直接增大政府收益。
第二，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也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这不仅仅是指方便皇帝统治的全国统一的道路系统与文书系统的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科技需求，更是指文化的大一统所导致的首都洛阳人口的繁盛，以及这种人口聚集所导致的科技需求。张磊夫指出，东汉首都洛阳面积要比西汉首都长安小，人口却相当密集（他估算在40万—50万之间，国内有学者认为有60万），而文化的统一所导致的太学生的聚集也大大加剧了首都的人口拥挤状态。由于洛阳不像同时期的罗马那样靠海，所以人口聚集所导致的污染物排放可能引发传染病问题。但即使如此，见于记载的洛阳瘟疫依然不多（而灵帝时期的全国性瘟疫显然不是由首都人口问题导致的），这就说明汉廷为解决污染物聚集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科技措施——在首都外围不断建造新的人工河，并拓宽原有的河道——是基本有效的。至于洛阳郊外为皇室或者诸如梁冀等权臣使用的星罗棋布的游苑，更是说明了洛阳生态系统的高度有机性。此外，灵帝时期毕岚制作的“渴乌”，亦是降低土质路上车马扬尘率的奇思之器。比起经常被风沙所苦的明朝首都而言，东汉的洛京可谓真正的生态天堂。
第三，东汉儒家的基本哲学形态是经学。汉代经学推崇谶纬之说，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更是以官方文件的方式确立了谶纬与原始经书同样的解释效力。谶纬学说对于天象与地质现象的胡乱政治解释固然充满了大量迷信内容，但也在客观上为系统的天文与地质现象观察提供了意识形态借口。而张衡也正是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缝隙，借助官方资源进行了星象观察，并在没有伽利略式望远镜的帮助下，令人惊异地命名了超过一万颗恒星。
第四，东汉经学界绝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争鸣。其中，最主要的斗争，是在比较倾向于谶纬之说的今文经与比较偏向于理性务实精神的古文经之间展开的。而按照张磊夫的观察，皇室面对这场斗争的态度游移不定。光武帝刘秀虽然靠谶纬起兵，但章帝时期召开白虎观会议时，皇室其实更同情古文经——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会议的赢家依然是今文经。而从史料上看，东汉皇室征召通晓古文经教材《春秋谷梁传》（而不是更流行的今文经教材《春秋公羊传》）的人才为太学博士的努力也一直没有断绝。这一暧昧的意识形态背景显然增加了学术界的思想活力，而古文经相对务实的学风对科技发展的助益意义尤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王充虽然被哲学界更多识别为“道家外围”而非“儒家外围”，但是他将孔子识别为“作为凡人的伟大的古代教育家”（而非神）的观点恰恰是古文经的观点。而王充此说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得到保留，也可能是借助于古文经阵营的保护（顺便说一句，大力传播《论衡》的蔡邕就是属于古文经阵营的）。与之相较，直到19世纪，德国新黑格尔主义者斯特劳斯还由于在《耶稣传》中将耶稣说成是凡人（而不是神），备受社会压力。东汉意识形态氛围之宽松，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汉代儒家意识形态对于科技的宽容也不能被高估。
首先，基于狭隘的“夷夏之辨”与对于商业逻辑的天然鄙视，一些来自西方的科技生活产品在输入中国时受到了一些意识形态阻碍，而在这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却恰恰是为儒家史家所不齿的某些“昏君”，如汉灵帝。从今日角度看，汉灵帝引入的“胡床”（即椅子）对于汉代人跪坐习惯的取代，显然能够大大提高人体腿部血液循环的效率，由此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而他创立“鸿都门学”（艺术专科人才培养学校）的举措，也很像是为了纾解传统儒家人才队伍之“内卷”状态的一步妙棋；甚至他在宫内与嫔妃、宦官扮演商贾进行模拟交易的游戏，也颇似今日商学院常见的商业实践课。然而，在《后汉书》的价值系统中，这些行为都成了论证汉灵帝之昏庸的铁证。
其次，基于儒家对于土地的天然迷恋与海洋的天然排斥，与航海有关的技术在东汉也一直受到压抑。虽然东汉初年马援征伐交趾时显然走了海路，但在光武帝一统天下后，常备的海军亦遭到了裁撤（按照张磊夫的估计，东汉陆地常备军也只有两万不到，遑论更费钱的海军）。一个相关的证据便是：到2世纪初期，汉廷已经无法通过水上力量去主动应对海贼张伯路对于汉境东部海岸线的长期袭扰，而只能靠陆地军事力量被动等待海贼上岸后再去围追堵截。即便到了水战频繁的三国时期，作为东汉之继承者的魏与吴，二者的造船与控船能力也不能被高估（譬如，曹丕征吴时其御舟就曾在江心失控差点被淹死，而东吴水军将领董袭也在濡须口之战中因所在楼船重心太高，船覆而死）。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个别君主试图扩大海军、提高航行技术的提议也会被儒家大臣所否定（如张昭始终否定孙权通过海路与辽东公孙渊交通的策略，而史家也习惯于将孙权的这一提议视为其晚年昏聩的证据）。与以地中海为天然物流系统的罗马帝国相比，东汉帝国在航海科技上显然逊色不少。
对于海洋（以及海洋所代表的国际贸易机会）的忽略导致了另外一个副产品，即东汉商品经济的相对不发达。商品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抽象货币对于实物货币的全面取代，但在汉代，官员薪水的支付方式依然是钱币与谷物参半，而且在经济恶化时，甚至布匹也经常取代货币的作用。这样的经济生活方式显然很难促进民众的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思辨能力的提高，并使得任何金融创新都举步维艰（比如儒生刘陶就曾坚决反对汉灵帝的任何货币宽松政策）。与之相较，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双料诞生地，是以国际海上贸易与金融创新著称的米利都，而米利都的头一个哲学家（科学家）泰勒斯同时也是一位期货贸易奇才。而在东汉的世界里，即使是最头牌的科学家张衡的生平也是无涉于商业的。这最终使得科技与商业的比翼齐飞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中显得举步维艰。
由上面的分析看，东汉的儒家意识形态既有促进科技发展的面向，也有阻止科技发展的面向。因此，抽象地说儒家思想阻碍科技发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今日吾辈要在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时避免儒家思想的某些因素对科技创新构成掣肘，就要认真吸取东汉王朝的教训，走出一条“《论语》与芯片并重”的新路。正是有感于东汉思想史的这种复杂性，笔者才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坚——三国前传之孙坚匡汉》，以孙吴政权奠基人孙坚在汉末官场上的沉浮为切入点，展现了东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各个侧面。小说第五卷《封侯》对于汉灵帝的科技与文化政策的辩护，便是依托于本文所展现的逻辑框架。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英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