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图
田园牧歌 摄影 刘文贵
◎嵩明文艺动态
嵩明县摄影协会开展主题观片活动
4月25日，嵩明县摄影协会开展中国梦·劳动美“美在嵩明 美在劳动”看片选片活动，对20 余名会员的上百幅有关劳动主题的摄影作品进行了播放和点评。本次活动是为县总工会和县文联联合举办的职工书画摄影展挑选摄影作品而开展的，活动对会员如何拍摄主题摄影作品进行了指导。
嵩明县老干部诗词协会召开理事会
4月29日，嵩明县老干部诗词协会召开理事会。会议结合年度计划，用“老马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动员会员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词书画作品。会议还对会员“美在嵩明 美在劳动”参赛书法作品进行了初审，对下一步参加市县相关书画征稿工作进行了安排。
◎本土名家
读书和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二）
——作家、评论家凌之鹤访谈
作家凌之鹤供图
〖编者按〗在4月书香嵩明，全民阅读月期间，《文艺嵩明》编辑对本土作家凌之鹤就阅读和写作这一主题进行了全面采访。由于内容较多，我们分两期刊发，本期为第二期。
李睁：除了读书和写作以外，喝酒也已经成为你的“标签”，我印象中还听你说写过一本《人间酒话》，出版了没有呢？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么一本书？你认为喝酒和写作有必然联系吗？
凌之鹤：喝酒于我，大约只是一种交际方式。我饮酒多年，实际上并不贪杯，也不嗜酒。所谓有情方饮酒，无聊才读书。和亲友相聚，如非其他禁忌和身体原因，不喝杯酒，总觉得太草率。“吃饭不喝酒，就像看电视没有声音”。喝酒本身就是一件庄重的雅事。如此说来，酒之于我，更多是精神或灵魂的需求吧。
写作《人间酒话》，源于约稿。有编辑朋友原拟希望我写这样一本小书，一者因为我是江湖中著名的酒徒，在传说中擅豪饮巨谈。二者是我对酒略有研究，饮酒多年，有颇多心得体会，也有足资娱乐的酒故事。书稿写出来后，出版社考虑到市场效益问题，便爽约了，是以至今仍埋于磁盘中。
有人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无酒不欢，不喝酒不写诗。我曾在《醉千年：与古人对饮》一书中，以《我不是李白》一文对此做过辩解。赫拉巴尔坦言：“我把自己看成爱喝啤酒的大老粗。对我来说喝啤酒是个神圣的时刻。”我则狡辩，饮酒于我只是放松精神和放飞灵魂的消闲方式。我固然不能像老加图那样用喝酒培养道德，但却喜欢用水火同构的美酒滋润人生。而喝酒之于写作并无大用，不是每个酒客都具有李白那样的天才“醉态思维”。不然，以世间酒徒之多，岂非遍地诗仙乎？
李睁：我听文友们说起你时，都说你是一个具有文学野心的人，可惜嵩明这个地方太小，误了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你的文学野心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地域与写作的关系？
凌之鹤：所谓文学野心，不过是一种赞美或激励而已。与其说是野心，毋宁说是初心。这事关写作动机或文学信仰。文学大体上是无用之物，但它对于希望人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却如空气阳光般不可或缺。我写作，既有朱天文所说的“留下”稍纵即逝之美好的务实考虑，也有自由表达思想的追求；既是自我修行和修炼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思想自由和精神自治的实践。倘非要说什么野心，我只想通过写作来表达我对世界的态度，发出自己清晰的声音：不只是歌颂，也不只是批评。
作为身在小城的写作者，确实面临着诸多困境或制约。相比文化发达、先进的都市，小地方平台有限，空间狭窄，资讯滞后……当然，远不止这些表象的问题。总之，居偏远之地的业余写作者，在写作上鲜有机遇，能获得成功的机会不多。相对主流文坛而言，基层确实存在着一个“地下的文坛”，也即有众多的底层写作者在虔诚地追随着自己的缪斯，他们默默地写作，有些写作者的水平和成就并不比那些徒有虚名的文坛混混低。当然，有些人可能写一辈子也许只能赢得小城作家的虚衔，而且名声不超过十平方公里；更可怜的是，有少数痴迷而失败的写作者，毕生追求换来的可能不是尊严而是耻辱。所以我经常借迅翁的经验劝告年轻的写作者，任何时候都要有独立自强的生活；只有解决好生存问题，才能投身伟大的文学。
我在嵩明生活、工作了半生，除了负笈外出求学的几年，我很少离开故乡。一个人在什么地方扎根固然很重要，但我并不觉得“嵩明误我”。对于胸无大志的人来说，即便身在北上广一线城市或香港巴黎那样的大都市，恐怕也不可能创造奇迹。我也曾有过离开小城的机遇，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故乡。我不奢求故乡给我什么，只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就像佩索阿从未离开里斯本，福克纳坚守在邮票般大小的故乡——他们不懈而伟大的写作事业同样赢得了世界瞩目。多恩说：“不要因为渺小而止步不前。”我曾写过小诗明志，《我安居嵩明并不会变得渺小》。在这个网络化、全球化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写作者生活在哪里都有机会向外界发声，关键是要写出动人益世的杰作。装在口袋里的锥子，迟早会脱颖而出。休做井底之蛙，切忌夜郎自大，只要肯努力，才华就像怀孕，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的。你不自埋，就没什么人能够埋没你。
《昭通日报》整版发表凌之鹤组诗《我安居嵩明并不会变得渺小》
李睁：我们注意到，在当代文学批评界，有些名气的评论家只盯着著名作家、明星作家和握有权力的官员作家，以研讨会、新书发布会、作品鉴赏会等各种名目和形式为他们站台宣传，基本不把新人和底层作家放在眼里。另一个现象是，“红包批评”“有偿批评”的潜规则盛行。你怎么看待类似问题？另外，最近几年来，你为云南很多底层作家及作品写了评论。一些原本籍籍无名的写作者因此引起了读者关注，得到了文学界认可。据我所知，曾有知名作家表示愿意按千字千元的稿酬请你写评论，却被你当面拒绝了。你说你并不为钱写作，这看起来似乎有违常理。能否谈一下你的真实想法。
凌之鹤：评论家专门评名作家，不重新人唯捧大作家，“红包批评”“有偿批评”“借光批评”之类的潜规则，也许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文学批评病灶和痼疾，确实有损批评家的形象和声誉，令人不齿。说到底，那都是利益驱动使然，是相互利用的结果，所以，那种缺乏诚意和敬畏的势利批评，大都是虚张声势的表演或变相表扬。不足为训。诚实雅正的批评，既不会厚古薄今，也不会偏重文学大家而轻视无名小卒。无须雅贿，不论名气，不拘生熟，我通常乐意为优秀的作家作品奉献诚实无欺的批评意见。我给底层作家，尤其是无名的青年作者写评论，意在发现、挖掘和培养底层新秀，涵养正气，激浊扬清，激发活力，提振底层写作者的精神与信心。孤身奋斗的写作者确实需要鼓励和肯定。龚自珍自嘲亦自解，“著书都为稻粱谋”，郁达夫感慨“出卖文章为买书”，——写作获得稿酬，这是对写作这种智力创造活动的奖掖与肯定，没什么可耻的；但如果一味追求非必须的所谓润笔，特别是那种唯钱是举，为钱而写，无利不写，给钱就写的“交易性写作”，端然有辱斯文，有害写作本身作为精神事业的文学伦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书生留得一分狂”，但凡真正的文人，讲骨气的读书人，还是要有一点清高自爱的定力，保持风度，知廉耻，守正道，讲规矩，多少为士林涵养一点元气。
凌之鹤为《昆明作家》撰写评论《底层的火焰》
李睁：你为什么能坚持阅读、写作几十年？你今后还会继续写作吗？你觉得写作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凌之鹤：这个问题，在前边已有所阐述。阅读、写作都是兴趣和爱好之一种，就像有人喜欢打麻将、登山、旅游或钓鱼，一辈子都不会轻易放弃。但阅读和写作更多是关切精神性的私人兴趣（不是集体诵读和采风那样有组织的热闹活动），两者都需要心静，耐得住寂寞，方能恒久坚持。尤其写作这件事，它未必会带来功名富贵。
当然，作为一门兼具实用性和精神性的手艺，写作既要求天赋，亦可以展示个人的才华、思想和智慧。据此而言，写作的天赋和手艺，本身就是一种意外的奖赏。才华横溢且运气好的写作者，可以借此谋生，而更多的业余写作者却将此作为一种风雅消遣。作为一个自我命定的终身业余写作者，我一直以为，写作是未竟的事业，永无止境。不读，怎能安抚孤独不羁的雄心？不写，何以遣寂寞的有生之涯？我蔑视那些唯利是图、妄想借助写作猎取天下功名甚至权力的“写作动物”。我的写作，无关功名，不求闻达，是典型的激情与个性使然，乃纯粹的个人思想和真情流露。写作让我保持了最初的勇气、才华与梦想，是我坚持自由思想、特立独行和保留尊严的一种方式，所以会一直写下去。至于说到文学的终极意义，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答案。作为体制内的业余写作者，数十年默默无闻地写作，虽未给我带来令人艳羡的财富和声誉，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或限制了我在其他方面的长足发展，但我并不后悔。文学是灵魂清贫而高贵的事业。写作之妙，见仁见智：福柯认为，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可以改变自我；托尼·莫里森说，写作扩大了我的生存空间；阿来说，写作给了我无限的自由。毋庸置疑，写作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塑造了我的个性和精神风貌，并且将继续改变和塑造一个理想中的自我。这或许就是写作之于我人生的最大意义。
嵩明县文联主办的刊物《盘江源》和《瑶峰》
李睁：你是嵩明作协第一任主席，作协刊物《滇中文学》也是在你手里创办的。能否结合经济与文化发展，谈一谈地方文学刊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凌之鹤：这个问题我在二十年前就回答过某刊。关于经济和文化发展，我觉得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交流融合又相互竞争的时代，有必要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必须重估一切，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劲的文化风向与思想潮流，也以至少是同样强大的反作用力影响着经济走向及其发展质量。经济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使其熠熠生辉和增值的永远是人类的梦想与创造力。表象上，经济是坚硬的、物质的、可量化的“财富”，是真金白银，是香车宝马，是动产和不动产，是一堆略显枯燥却令人激动或沮丧的数字……经济是充满富贵诱惑的俗世生存的“必需品”，是我们今生赖以幸福生活的根本。从这个层面看，经济无疑是硬道理；相对而言，文化是柔软的、精神性的、可感受的美的集成的瑰宝，是春夜润物无声的细雨，是浩瀚夜空中灿烂的星辰，是湿漉漉的黑树枝上的一朵鲜花，是一部辉煌壮美的英雄史诗……文化是永恒的乡愁、是想象中的伊甸园、是天国遗落人间的希望之火种。文化无疑是“软道理”，或曰软实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才能和谐。只有GDP崇拜的经济生活是浅薄的、苍白的、不可持续的，当然，只有精神臆想的文化生活是虚无的、空洞的，是经不起雨打风吹的。说了这么多，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我们需要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而不是顾此失彼。龙应台说过，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决定社会发展。我想引申一下：有文化源头的经济生活，才可能产生崇高和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人生，有经济保障的文化传承，才可能引领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核心部分。
关于地方文学刊物存在的意义，当然不容置疑。一个地方若没几个富有思想创造力的风雅文人，绝对是无趣的；倘没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地标，显然是不足以令人神往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嵩明报》，其文艺副刊的号召力、生命力、影响力足以说明，文学令人愉悦，文学无处不在。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嵩明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文学渊源，历史上才人代出；小地方固然卧虎藏龙，但近年来文风文气却不尽人意。我们确实需要多举办令人鼓舞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盛事。没有报刊之类的载体，不代表没有文学活动。但有一些纯粹的文化刊物，文学爱好者就有了一片园地，就有了一个交流和展示才华的精神平台。新世纪以来嵩明相继创办的《盘江源》《滇中文学》《瑶峰》纯文学期刊，其象征意义远远高于任何价值判断。文学在民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或多或少地与文学发生着关系。我们也许做过作家梦，曾经写过无数的文字，至少读过一些文学作品，拥有自己渴望的诗和远方。毫无疑问，文学素养提升人格魅力。地方文学刊物可以团结文学爱好者，可以凝聚文艺力量，可以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也可以发现和培养人才。办好地方文学刊物，精心打造一张地方文化名片甚至一个文化地标，对于弘扬兰茂文化，建设文化嵩明，营造和改善嵩明人文环境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嵩明县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滇中文学》
凌之鹤，本名张凌。回族，公务员，中共党员，1971年10月生于云南嵩明。大学本科。终身业余写作者，诗人，独立评论家。云南省作协会员，昆明市网络文学作家协会理事，曾任嵩明作家协会主席。创办纯文学民刊《滇中文学》并任主编。16岁发表处女作。常用笔名有荆棘鸟、安兰、凌之鹤、小李伊人、西门吹酒。作品散见于《中国艺术报》《中国作家网》《滇池》《云南日报》《休斯敦诗苑》《小说林》《诗歌月刊》《散文诗》《星河》《山西青年》《文艺评论》《大家》《边疆文学》《江西散文诗》《译林书评》《湖南文学》《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等刊物。著有《醉千年：与古人对饮》（2012）《独鹤与飞》（2015）《为文学祭春风》（2021）。作品多次获奖和入选多种选本。
文艺嵩明第13期，策划：陈俊平，责任编辑：李睁 路兵
来源：县文联
编辑：顾燕波 殷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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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嵩明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