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娟

鲁迅在《拿来主义》中写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所提倡的“拿来”是汲取国外文艺作品中的精华，吸收利用，成为融合创新的新艺术。可以看出，在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上，鲁迅提倡的是借鉴而非盲从，是择取而非硬搬。“采用国外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可见，鲁迅的文艺思想里充满革新和创造的要求。

鲁迅自费编印的苏联木刻作品选集《引玉集》，是他在引领新兴木刻运动的过程中借鉴国外优秀文艺精华的实证之一。《引玉集》是周口市博物馆举办的“愿乞画家新意匠——鲁迅与版画展”中的一个展出重点。此书1934年出版，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收录苏联11位版画家的59幅作品，是用作者手拓原版印造的。《引玉集》由瞿秋白以“陈节”这一笔名摘译苏联楷格达耶夫文章《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本版画》作为代序，鲁迅作后记。由于此书收录作品主要是用中国的宣纸交换所得，“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此书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完好。

《引玉集》有两种版本，一种为精装纪念本，麻面皮脊包角，书名烫金，只印50本，非卖品；一种为平装本，浅黄色硬纸封面，封底、书脊为黑色，印250本，全部为铜版纸单面印刷。平装本封面为鲁迅设计，上方以红色方块为底，左侧竖印书名，右部为作者英文名，末印“木刻59幅”字样，全部由鲁迅手书，设计色彩对比强烈，色块构图别致。此书是鲁迅委托内山书店在日本东京洪洋社印刷的。据鲁迅在日记中说：1934年3月1日，“午后编《引玉集》毕，付印”；1934年5月23日，“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可见鲁迅得到书的成品时已是5月份了。1934年底，除鲁迅赠人约30册外，初版已销售一空，于是加印再版。1935年6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说，“再版《引玉集》印成寄至，计发卖本二百，纪念本十五，共日金二百七十元”。再版《引玉集》，版权页印：“1935年4月，再版250部，内15部仍为赠送本，不发卖；200部为流通本，每部实价1元5角。”此书初版后，鲁迅在《文学》月刊上亲自做广告一篇：“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已历数年，西欧重价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则有一百余幅之多，皆用中国白纸换来，所费无几。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别。今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特选出五十九幅，嘱制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乱真，并加序跋，装成一册，定价低廉，近乎赔本，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但册数无多，且不再版，购宜从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函购须加邮费一角四分。三闲书屋谨白。”

鲁迅编印《引玉集》，缘起1931年初，在编校挚友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时，看到苏联木刻家的插图非常好，于是请他设法搜集。曹靖华（1897年~1987年），原名曹联亚，又名亚丹、汝珍，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1927年至1933年，曹靖华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向国内读者介绍苏联文学，帮鲁迅搜集书刊和木刻作品，介绍苏联木刻家。曹靖华说：“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于是鲁迅买了许多中国宣纸和日本纸，换来了苏联木刻家毕斯凯来夫、克拉甫兼珂、法复尔斯基和冈察洛夫等人的一批作品。但在“一·二八”事变中，鲁迅眼看着这些作品被战火焚毁。过后，鲁迅又以宣纸换来法复尔斯基、毕珂夫、莫察罗夫、希仁斯基、波查日斯基、亚历克舍夫、密德罗辛等木刻家的许多作品。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说：“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有一百余幅之多，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而但秘之箧中，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一部分几遭兵火，而现在的人生，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万一相偕湮灭，在我，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流光真快，徘徊间已过新年，我便决计选出六十幅来，复制成书，以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我对于木刻的绍介，先有《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 鲁迅在后记的最后一句写道：“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理念。而今天，我们用“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来称呼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出过努力的人，也是非常确切的。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存者，需要奋不顾身；开拓者，需要敏锐、超前，还要有勇往直前的信念；建设者，需要辛勤奉献，还要有立于潮头的担当精神。这些，鲁迅先生都做到了。（原载《周口日报》1月26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