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佳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社会语言学高级讲师
如果不算2022年7月从伦敦回上海的路上在香港防疫酒店隔离的那一个星期，我已经四年没有回过这座曾经住了十年的城市了。香港朋友说，“你来的时间好巧啊！Clockenflap音乐节还未落幕，美术馆的米罗（Joan Miró）又刚刚开始，西九龙M＋ （香港视觉艺术博物馆）的草间弥生 （Yayoi Kusama） 回顾展正在进行，中环的大馆建筑群里大大小小的展览也有四五个，还有巴塞尔艺术展 （Art Basel）。真可谓是艺术大爆炸！”至此，我才知道自己幸运地撞上了“艺术的三月” （Art March）。可问题来了，我要怎样在这短短的两周看完这些展，而又不堕落为“走马观花”的打卡族？幸好这时大侠给我建议了几条可能的选题，例如“疫情后的香港” 和“艺术与城市空间”等等，迫使我在东奔西跑踩场子的旅途中不时停下来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可控和不可控之间寻找平衡
位于中环大馆的陶艺画廊Touch Gallery之所以会出现在我的看展雷达上，是因为好友倪鹭露（Lulu Ngie）与另几位参展画家（香建峰 Alex Heung、简乔倩 Tobe Kan）在那里对谈，他们连同策展人陈瑞琦（Shirky Chan）都是香港艺术学院的校友。在画廊不大的空间里，讲者和听众人数相当，口罩令刚刚取消，大家手里拿着装着酒的塑料杯，无拘无束地侃侃而谈。虽然这个名为In Wonderland（即《爱丽丝梦游仙境》之“梦游仙境”）的小型展览意在借用这个童话比喻“当代艺术既世故又出奇的现象”， 但作为讨论者的香港艺术家周俊辉（Chow Chun Fai）和同行们聊天更关注的却是创作过程与手法，而非抽象的意义或者理念。
比如说倪鹭露的画向来以寥寥几笔勾画人物的动作体态来展现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和内心生活，但是这些看似随意的线条背后却是反复的尝试，“第一张圆圈太圆太工整了，没有了动的感觉，于是画第二张，但又太脱轨，直到第三张，圈不是太圆，而且有少许缺口，才感觉生动得刚刚好。”她说自己深受《易经》启发，“古人占卜，50支蓍草只用49支，因为太完美事情就没有了变动的余地”。
再来看简乔倩（Tobe Kan）的植物画。蓝色系的颜料从第一眼就颠覆了常识，使画作的主题显得既熟悉又陌生，但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许多疑点，比如有一盆郁郁葱葱的绿植其实是酒楼餐桌上的人造装饰品，聊以弥补疫情中无法如常与家人一起用《早餐》的失落。
简在其艺术家陈述中坦言自己热衷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 透过艺术实践来探索异化、遗忘等等心理状态。虽然她是唯一直接谈到疫情的艺术家，但三位画家分享各自在创作早期都会被一种“不安”的情绪驱动着，画画也许不能将其永久驱散，他们却在创作的过程中学会接受有些“不可控”是生命的常态。
当身体成为宇宙的一部分
第二个展览是《草间弥生：1945年至今》，这是艺术家“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举行的最大的回顾展”。看展前我们坐在海滨博物馆的咖啡店分享了彼此这三年的心路历程，两个小时里道不完的那些生而为人的喜怒哀乐却又在展览中被一一回应。其实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文化偶像”，草间对我来说一直太过商业化了，尤其当她的作品进入某奢侈品牌的橱窗后。但在这次展览的200多件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的草间，也看到了艺术家的成长和挣扎。
比如那些老少皆知的圆点不仅是她的精神幻觉，也是她第一次飞越太平洋时看到的波光粼粼。艺术家重复地画着一个个圆圈，从白色颜料的厚薄看得出她落笔时情绪的起伏，她有时在工作室里连续画上50多个小时，才能带给自己内心的平静。“重复”这个艺术手法贯穿了她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物料可以是早期的一张空邮（Via Air Mail）贴纸（《积累 No．14a》1962）或者后期的不锈钢云朵和暴露的神经。但圆点还是主要的图案，布满了她的视界也布满了她的身体甚至神经。
“当我们以波点抹走造化和自身，我们跟周遭环境合一，变为永恒的一部分；我们在爱中消融自我。”（草间弥生，1971）。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第一次遇见她的艺术装置《闪耀的灵魂之光》（Gleaming Lights of the Souls， 2008），打开门似乎就踏入了浩瀚无垠的宇宙，地心引力和空间维度瞬间消失，最直观地体验了什么是“大爱无疆”。
呼吸生长的陶土
几天后我去启德机场旧址上建造的住宅区看望爸爸生前的好友和老同学，顺道前往位于土瓜湾的1a艺术空间观看不久前刚开幕的《毕业旅行》（Bon Voyage）。牛棚艺术村（前马头角牲畜检疫站）是受法律保护的二级历史建筑，夹在岌岌可危的十三街唐楼群和高耸入云的公寓楼之间，这些承载了我无数看展记忆的红色砖房却像一段被时代遗忘了的历史。
的红色砖房却像一段被时代遗忘了的历史。
推开画廊绿色的木门，迎接我的是一对林欣彤（Bonnie Lam）的雕塑作品，木质的柱子上架着两根“洛可可石柱”，通常用来制作器皿的陶土如今却是器皿里的食物，如奶油般柔软可塑。这个由两位香港艺术学院的老师（阿三和张炜诗）策划的小型展览《毕业旅行》旨在鼓励五位香港艺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勇敢发展个人艺术创作。而它另外一个名字Bon Voyage（法语字面意思为“旅途愉快”）似乎还隐藏了一些离别的伤感。
第二个空间里包含了三组作品。魏素芬（Tracy Ngai）拍摄了香港疫情中无所不在的体温探热器，并将其改造成针孔相机，从它的角度观看世界，而视线却一再被一只模糊的大手遮住。另一边，陈景朗（Ken Chan）的油画捕捉了日常生活中充满戏剧性的一瞥：在报纸上填着数独游戏的双手握着的笔上依稀可见《祝君平安》；丝绒的《红毛毯》遮盖了绘画主体，只露出穿着牛仔裤的膝盖，留给观者大量的空间想象人物的身份、性别、活动、状态。冯咏恩（Vicky Fung）的多媒体装置《迹Trace》则把陶泥变身为树根、藤蔓、苔藓，介入野外或人造的空间，又从6分多钟的录影里衍生至展览的墙壁开出花来，带领观者进入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
在这里，地面上放着一只木桶，周围的地面已经蘸上了干了的陶土，墙上的投影播放着开幕式时林海怡的行为艺术表演，一身白裙的艺术家在围坐的观众之间缓缓走近盛满陶泥的木桶，先用手脚试探，深呼吸后弯腰将整个头部浸入其中，再将木桶举起浇灌全身。布满陶泥的身体使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此时艺术家再缓缓走出表演的空间，只留下一串依稀可见的脚印。在这些未完全进入艺术市场的毕业作品中我看到了此程最“生动”的艺术，这些学生的作品保存了历史刻画在每个人身上的痕迹。
其实在香港的这些日子看的展览不止这三个，还有在大馆赛马会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神话制造者》，该展在来自香港以及亚洲60多位艺术家的100多幅作品里，探索大小写的酷儿艺术和多元性别的议题；疫情后的巴塞尔艺术展更是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170多家画廊。作为曾经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的“居民”，缺席的三年中更关心的是这个地方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潜意识里在如火如荼的艺术三月里首先观照艺术作品的情绪，而我自己在疫情中的丧父之痛似乎也在看展览的过程之中开始慢慢愈合。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