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看来，从事秘密战线工作的往往是身怀绝技、胆识过人的彪形大汉。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却有这么一位文弱书生深入虎穴，在国民党的核心统治机构潜伏数年，屡建奇功，为秘密战线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鲍文蔚。

小镇中走出的大才子

1902年，鲍文蔚出生于江苏宜兴县的丁山镇。丁山镇虽不大，却是以紫砂壶为代表的宜兴陶器的重要产地。鲍家也经营着陶器店，生活富足，鲍文蔚得以很早便接受良好教育，4岁时即入私塾开蒙。鲍文蔚自幼天资聪慧，许多诗文读3遍便可背诵，9岁时读完整本《中庸》，并在学堂年考中获得第一。族长特意打开平日紧闭的祠堂大门，请来各房长辈设宴庆祝。

1915年，鲍文蔚以全优成绩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20年，又考取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英国文学。1928年，鲍文蔚赴法留学，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1932年，他获得法兰西“古典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就职于商务印书馆，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过硬的法文基础，他的翻译作品得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的高度赞赏，还被上海市政府特聘为法语翻译处首席顾问。抗战期间，他又将大量精力投入中法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他参与编辑《法文研究》，翻译和介绍法国文学作品。1943年，鲍文蔚将《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译为法文，并以中、法文对照的形式予以刊登，推动了《红楼梦》的传播。他还将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观》译为法文，向西方介绍中国学者对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鲍文蔚先后在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并在1956年被定为二级教授，成为当时国内法语界职称最高者。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他又担任同声传译工作。

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力邀鲍文蔚翻译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名著《巨人传》。鲍文蔚认为《巨人传》的创作年代及语言风格与《水浒传》相近，便决定采用近似于《水浒传》的笔法来翻译。1956年，《巨人传》第一卷出版，广受好评，成为鲍文蔚翻译生涯的巅峰。《巨人传》直到1981年才出版了一、二卷的合译本。此时的鲍文蔚已将第三卷翻译了一部分，但由于患有白内障而被迫暂停。1991年，鲍文蔚病逝，未能看到《巨人传》的完整出版。这成为这位小镇中走出的大才子无尽的遗憾。

投身秘密战线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才子却很早就投身秘密战线。这还要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说起。1923年夏，宜兴县教育局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的劣迹败露，当地教育界发起“倒周运动”。回家过暑假的鲍文蔚也参与其中，并由此与正在小学代课的潘汉年成为挚友。

1932年，鲍文蔚学成归国。刚到宜兴，就接到潘汉年的信，约他到上海面谈。在前一年的春天，潘汉年已加入了专门负责中共情报及政治保卫工作的中央特科。1931年4月，中央特科重要成员顾顺章叛变。幸得潜入国民党组织的钱壮飞及时将消息传出，才使中共中央不致遭遇灭顶之灾。这一事件令中央特科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意识到打入敌方高层的重要性，认为“特科工作之最主要的部分，是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尤其是要打入那些“直接摧毁革命组织的核心机关”。但钱壮飞的身份此时已经暴露，必须找到新的合适人选。

而刚刚回国的鲍文蔚便迅速进入了中央特科的视野。潘汉年与陈云等特科领导人经过商议，觉得鲍文蔚历史清白，有留洋经历和专业特长，容易通过敌人审查。而且，潘汉年与其又有一层私人关系，可以利用这一点说服其加入中央特科。于是，便有了上面提及的潘汉年邀鲍文蔚到上海面谈一事。

二人见面后，潘汉年询问鲍文蔚回国后的打算。鲍文蔚说准备应留法同窗之约，去北平的中法大学做教学和研究工作。潘汉年开门见山地说：“你不如留在上海，我们一起干革命吧。”此时的鲍文蔚刚刚30岁，仍有一股年轻人的热血与激情。加之对潘汉年的信任，使他愿意和朋友一起赴汤蹈火，并不怎么考虑危险，便立刻同意了。就这样，鲍文蔚加入中央特科，成了秘密战线的一员。

战斗于敌人心脏

在鲍文蔚加入中央特科后，潘汉年通过一个化名“李胖子”的人为他打理相关事务。此后，鲍文蔚便主要与“李胖子”单线联系，接受各种任务。

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是负责破坏中共组织的主要机构，其历任首脑人物都是反共急先锋。它的存在，严重威胁着当时在上海活动的中共中央的安全。同时，这里也涉及诸多与中共有关的绝密信息，属于周恩来所说的那种“直接摧毁革命组织的核心机关”，可谓是敌人的心脏。因此，安排人员打入其中显得刻不容缓。此时，国民党当局准备接待欧洲某国的一位王子，急需会讲法语的翻译。潘汉年等人便利用这一机会，安排鲍文蔚去应征，并由此结识了与淞沪警备司令部有联系的人，进而又与司令部军法处一工作人员搭上关系。靠着这层关系，鲍文蔚在1932年5月进入司令部做外文秘书。为避免引起怀疑，潘汉年还安排鲍文蔚住进当时上海的高级住宅区霞飞路霞飞坊，与孙科等国民党大员为邻。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鲍文蔚不辱使命，屡建奇功。而他完成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帮助组织确认向忠发是否叛变。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被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叛变。向忠发被捕的当天，中央特科成员黄慕兰与好友陈志皋会面，遇见与陈志皋熟识的曹炳生。曹炳生称法租界嵩山路巡捕房抓到一个共产党大头目，湖北人，缺一个手指头，还没上刑就已统统招供。向忠发为湖北汉川人，右手食指断了一截，这些特征都与曹炳生所说的相吻合。黄慕兰听后大吃一惊，立刻向潘汉年报告。潘汉年又立刻告知周恩来。

周恩来正为向忠发不知所终而担心，并立即销毁了机密文件。而组织上特意安排住在向忠发家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很快被捕了，中共中央机要处也被搜查。这些迹象似乎都表明：向忠发已叛变。

但是，向忠发当时不但是中共的一把手，还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对其是否叛变的判定必须慎之又慎，稍有差错便难以向全党和共产国际交代。而令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向忠发掌握了大量的中共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具体人员情况。但这些机关此后并未被破坏，人员也未被逮捕。对于一同被关在狱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向忠发也未供出，甚至连名字都未提及。而即使那些由于他的招供而被捕的人，他也未进一步交代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当时很难确定向忠发是否叛变。而且，在被捕后没几天，向忠发就被枪决，《申报》等媒体也作了公开报道。这更使许多人不相信向忠发已叛变，而是视之为烈士。193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向忠发同志被枪杀给各级党部、团部及各级党团的指示》，认为向忠发已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要求全体党员、团员“要立即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敌人的这一残暴行径，并号召群众用罢工、罢课、罢操的方法来回答这一白色恐怖”。1931年8月，中央苏区还将8月24日至30日作为向忠发纪念周。到了1932年3月，向忠发故乡汉川县所在的鄂豫皖苏区又举行了追悼向忠发大会。甚至到了1932年6月，共产国际还在报告中认定向忠发为殉难烈士。

因此，周恩来等迫切希望确认向忠发是否已叛变。他原本计划还是请黄慕兰出面，通过陈志皋的关系向法租界巡捕房人员获取向忠发的口供。但陈志皋并不知黄慕兰的真实身份，此举有可能让黄慕兰暴露。特科还曾计划收买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部人员以获取口供，但也未成功。

直到鲍文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获取供词的条件才趋于成熟。鲍文蔚利用工作便利，看到了审讯向忠发的原始档案，并在单线联系人“李胖子”的帮助下将全部供词偷录送出。在供词中，向忠发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周恩来、王克全等人，还提供了中共部分省级党组织负责人的名字、红军总人数及主要领导人名单、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经费数额等信息。至此，在向忠发被捕约一年之后，中共中央终于确认了其叛变的事实。

虽然立下如此大功，但鲍文蔚来不及庆祝，便投入新的战斗中。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他与译电员同在一间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在前面，译电员的在后面。他常常借回头与译电员闲聊的机会，偷看桌上的密码本，并凭借超群的记忆力迅速背下密电码，随后抄录在纸条上，再送往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中的秘密联络点。在将纸条从门缝塞入后，他便立刻脱身，前后累计约二三十次。通过一次次地传送密电码，使组织上及时获取了大量绝密信息，对敌人的动静了如指掌。

当时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江西地图。鲍文蔚费尽周折，将地图借出，发现上面线条密密麻麻，难以如密电码般迅速复制。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他与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外国人建立关系，并请对方分数次将地图予以复制，再送往上述的秘密联络点。由于拿到了地图，红军在作战时获得了许多便利，组织上也特别奖励鲍文蔚50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技术工人的月薪。

1933年3月，廖承志被逮捕。组织上积极筹划营救，但必须先搞清廖承志被关在什么地方。在潘汉年的布置下，鲍文蔚请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到新雅饭店吃饭，并套取出廖承志的关押地点。此后，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迫使蒋介石下令放人。

除了获取和传递消息之外，鲍文蔚还曾直接参与刺杀行动。1934年，中央特科决定处决上海公安局督察长黄永华、黄永生兄弟。经过多次侦察，确认黄氏兄弟在东亚饭店有秘密接头点。于是，鲍文蔚便在东亚饭店内开房，供执行人员藏身并存放武器。经过周密准备，执行人员在电梯内将黄氏兄弟一举击毙。

重归翻译生涯

作为一个原本与世无争，潜心于书斋中的书生，鲍文蔚出于一腔热血和对朋友的信任而投身秘密战线。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中共的地下活动趋于低潮。而身为一个半路出家，没有受过太多特殊训练的文人，鲍文蔚也自感越来越不适合秘密战线的工作，便决定退出中央特科。1934年初，潘汉年在前往中央苏区的途中于上海短暂停留，特地看望鲍文蔚。鲍文蔚提出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潘汉年认为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更适合从事教学和研究，便建议他还是专心去做老本行。听了潘汉年的建议，鲍文蔚在1934年9月离开上海，前往北平中法大学教书，从此告别了中央特科。此后，直到去世，他都一直从事翻译与教学工作，重归于平静的生活。而中央特科也在1935年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顾亚欣，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