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会馆是活着的文化遗产。”
受福州大学民居建筑研究学者赵冲邀请，6月28日到7月9日，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赵逵和博士生罗振鸿一行三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考察华人会馆。
在槟城琼州会馆前与当地华人合影，左六为赵逵教授，左五为赵逵博士生罗振鸿，右三为福州大学赵冲教授。 赵逵 供图
7月11日上午，赵逵向长江日报记者谈了此行考察华人会馆的体会，他说，当地华人会馆建筑雕梁画栋、中华文化特色浓郁。
槟城后宫（琼州会馆），左侧是海南会馆，右侧是会馆办的华校。
这些会馆办华校、经营集市、开义山义塚、资助华人子弟上学，举办端午、中秋、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几乎囊括会馆周边华人婚丧嫁娶等日常事务。
海外会馆是研究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赵逵（左一）在槟城海南（琼州）会馆做访谈调查。
赵逵教授从事中国近代会馆研究多年。去年4月2日，长江日报以《坐拥349所会馆公所，老武汉商业会馆数量全国称最》为题，报道了赵逵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点击查看详情）
汉口宁波会馆和江西会馆旧址。（资料图） 记者万建辉 摄
赵逵说，中国近代会馆沉淀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都完整保留下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活化石”。
马来西亚永春会馆。
他介绍，马来西亚人口由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构成，华人人口700多万，占比23%。大部分华人集中在华人社区居住，顽强地保留下自己的文化习俗，并开办学校教授中文，努力在会馆中寻求族群认同与庇护。这与老武汉商帮会馆以地域文化为纽带抱团取暖、处理多种公共事务有着相似之处。
广东黄氏后裔为何要建“江夏堂”？
赵逵说，在马来西亚，每个华人会馆在建筑风格上都极力保持本族群原生地的建筑文化，如福建会馆的盘龙柱、剪瓷贴、祭妈祖；广东会馆的泥塑、灰塑、祭关帝等。
广州府会馆（五福堂）。
这些会馆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尽管有些融合东南亚建筑元素，但仍让人一眼可以看出它就是华人建筑，与西洋建筑、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建筑风格迥异。
在槟城，赵逵参观了与广东茶阳会馆并排的江夏堂。经了解，这里是广东梅州大埔县茶阳镇的黄姓族人在此聚集并建立的会馆。
槟城江夏堂和茶阳会馆。
为何广东黄姓人的一支要把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会馆称作“江夏堂”？与湖北江夏究竟有何渊源？赵逵考察得知，海内外众多黄姓后裔通称“江夏黄氏”，其渊源要追溯到两千多前春秋时期的古黄国，地跨今河南光山、潢川、新县和鄂东长江以北地区。西汉初年始设江夏郡，辖地涵盖了古黄国的领地，还包括鄂东长江以南、汉水以东的今孝感、天门等地以及今河南信阳、罗山、光山、新县等地。到明末清初，江夏黄氏遍布全国，散向世界。晚清以来，众多福建、广东、海南人大举移民东南亚，其中不乏黄氏后裔。分布于海外的黄姓族群追本溯源，都发现自己的祖先辗转来自江夏，江夏的堂名也就遍布天下。以“江夏”为堂名，表示慎终追远，不忘所出。
会馆体现华人的“族群韧性”
新加坡天福宫（福建会馆）内景。
在马来西亚霹雳州所属的城市瓜拉江少，赵逵和博士生罗振鸿参观了当地福建会馆管理的义山义塚，那里的墓碑上都刻有死者在中国的祖籍所在地；在新加坡，在高楼林立的新加坡CBD中心的粤海清庙，也是潮州会馆，其精美的潮汕剪瓷雕和中国木雕是会馆的最大特色。
新加坡义安公司（潮州人创建的会馆组织）下属的粤海清庙。
赵逵说：“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强势的族群，越能完整传承族群的本源文化，建筑风格也更具有移出地本源建筑特征。如福建省级会馆天福宫的福建特征明显，体现福建移民在新加坡的主导地位。”
具有现代元素的清远会馆。
“会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不仅是华人族群认同，更体现了族群适应当地环境的韧性，既保持了族群特征，又能放下身段，吸收异族文化。”赵逵认为，“在保持自身族群文化的同时，如何主动融合，而不是强势同化，这也体现了族群间相处的智慧。”（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罗振鸿提供）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编辑：丁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