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表演里，有中国人对苦难惊人的忍耐力和惊人的善良，有普遍的生之压抑和忍无可忍又不得不忍的现实；也在一些时候，影影绰绰指向制造这些苦难压抑的根源以及让人无力的循环往复。人的困境与命运，世间永不停歇的阴差阳错与离合悲欢，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腔孤勇和豪情壮志，作为一名演员，李雪健成为了这些情感与命运的总和。

文｜卢美慧

编辑｜姚璐

摄影｜黎晓亮

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那时的人们没见过黑夜和星星，地球停止转动，世上不再有寒暑，人们生活在地下世界，靠严格的配给制艰难存活。

人类计划用2500年、100代人的时间，让地球脱离被衰老的太阳吞噬的危险，在宇宙无边的黑色和灿烂的星海深处，寻找一个新的栖息之地。

计划的执行密布着种种困难，需要有人做最后的决定。《流浪地球2》所展示的东方科幻的末世之中，最终承担起这个责任的，是李雪健扮演的周喆直。

电影中李雪健清瘦、坚决，当所有人都陷入绝望，他的冷静、镇定，以及对人类文明无可撼动的信心，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危亡时刻，李雪健需要让观众信服，希望，是比钻石还要宝贵的东西。

电影筹备阶段，剧本指导王红卫很坚定地告诉导演郭帆，周喆直这个角色，「只能由李老师来演」，科幻片拍摄对体力耗费巨大，郭帆担心李雪健的身体状况，「万一来不了怎么办？」

王红卫告诉他，没有替代方案，来不了就改剧本，这是一个除了李雪健没有人能够演好的角色。

王红卫的笃定中有微妙的直觉，科幻电影是实实在在的西方产物，因为电影工业水平的限制，很长时间内人类的末日想象基本等同于西方想象，从这种意义上说，《流浪地球》既是填补空白，也是阐释权和话语权的分流，乃至某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抢夺和重新书写。

刘德华和吴京所代表的爱与勇气的常规叙事之外，一定还得有点儿别的什么，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中国气度，分寸拿捏要极为精准，王红卫坚持，李雪健是唯一选择。

电影中的一处关键情节，为解决月球危机、给后续流浪地球计划提供足够助力，人类需要将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运抵月球引爆。面对若干绝望和放弃的情绪，李雪健坚持点火的命令。

《流浪地球2》

细心的观众发现，李雪健是中国大银幕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引爆核弹的人。1999年，他主演的电影《横空出世》上映，拍的是在茫茫戈壁上研究制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李雪健饰演的冯石，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的将军，豪气干云，喜欢写诗，栖身遥远荒芜的罗布泊戈壁。

王红卫觉得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演员能够像李雪健一样，根植于此地的文化意识，那么中国，那么东方，但同时，他又奇异地带有某种超越性，不管是怎样符号化的人物，他都有办法演出他的血肉来，「这个确实是功力，我真的没有见过（第二个）。」

而对李雪健来说，又一次冒险结束了。我们见到他是《流浪地球2》的宣传期尾声，春寒未尽，李雪健特地带上几件电影的宣传帽衫，他总是周到。我们上一次见面在疫情之前，「一下子几年过去了」。因为癌症治疗的副作用，李雪健的听力和吐字受到很大影响，这两年情况更差了一些，这让他脸上总有抱歉的神情，「我说话会比较慢，如果哪里不清楚，你可以提醒一下。」

他的认真让人动容，采访提纲密密麻麻画上了各种标记，答案按顺序一个一个誊写在另一张纸上。这是不得已，他解释，因为多年前的放疗影响了部分神经，有时候话在脑子里但嘴巴反应不过来，「所以写下来，清楚一些。」

但笑容一直是温厚的，我告诉他，采访前一天我又看了一遍《荆轲刺秦王》，他扮演的秦王阴鸷、冷酷，带着扭曲和脆弱的孩子气，一个艺术品一样的角色，李雪健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当时扮演秦王的点滴，那个戏有许多大场面，拍得也很艰苦，但「很过瘾」。

从1973年入伍参加业余宣传队算起，今年正好是李雪健从事表演的第50个年头。

上下五千年，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李雪健的角色遍布于东方天空下各个时间各个场域。这的确是一张「那么中国、那么东方」的面孔，他是《渴望》中以其朴实温良抚慰了一代人的宋大成；是《搭错车》里始终不曾被善待的哑巴父亲；是《蓝风筝》里徒留委屈和牵挂死在大饥荒中的知识分子；是抗战时期被命运揉搓到变形的鼓书艺人；是《为了一句话》中揭开自己的秘密、无助地哭喊着「所以，他苦啊，苦啊，老天爷不帮他啊，他苦啊」的前朝太监。

他又是在困惑、偏执、残暴中开启秦制的孤家寡人嬴政，是把水泊梁山的豪情壮志一朝葬送的小吏宋江；是《少帅》里将时局玩弄于鼓掌、有头脑有手腕的匪帅张作霖；也是《一九四二》里面，被蒋介石问到河南饥荒死了多少人，第一遍回答「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之后，支吾着说出真实数字大约三百万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

他还是追着大学生让对方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地图上有个叫兰考的地方的焦裕禄；是戈壁上对着想象中的美国说「去你妈的，NO！」的冯石将军；是在已经变绿的荒山中拄着拐杖踽踽独行的杨善洲；也是地球崩塌之日告诉所有人一定要相信会再次看到蓝天和鲜花的周喆直。

此地此身，千人千面，李雪健做到了。更为重要的是，与这些角色深切相关的，是一个族群绵延数千年的情感与命运。他的表演里，有中国人对苦难惊人的忍耐力和惊人的善良，有普遍的生之压抑和忍无可忍又不得不忍的现实；也在一些时候，影影绰绰指向制造这些苦难压抑的根源与其让人无力的循环往复。人的困境与命运，世间永不停歇的阴差阳错与离合悲欢，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一腔孤勇和豪情壮志，作为一名演员，李雪健成为了这些情感与命运的总和。

因为这些结结实实的创作，围绕着李雪健，一些词语总是如影随形，「德艺双馨」，「出神入化」，此外不得不提的是，2000年李雪健罹患鼻咽癌，那之后的漫长人生，他一直同若干后遗症做着斗争。也就是说，他职业生涯接近一半的创作，是以一副经历过生死的疾病之躯完成的。

总而言之，半个世纪的光阴，李雪健从匪兵丙丁（入行时，匪兵甲乙也轮不上他）开始，用一个又一个角色夯实了自己演员身份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技艺和为人，无意中成为了这个职业的标杆。

关于外界的称颂，李雪健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谦虚，《人物》的采访中，李雪健反复说不敢承受，「观众给予的太多了」。

关于他自身，他自己的总结是：一个演员，一个病人，一个这辈子没白活的老头儿。

《横空出世》里的冯石

病人

中日友好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杨大章在某天深夜去看了《流浪地球2》，他与李雪健的缘分开始于几年之前。2000年的那次鼻咽癌治疗，给李雪健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他的耳道需要定期清理和检查，以抢救残存的听力。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病人是种奇妙的感受。作为医生，过去几年，杨大章一直照拂着创造周喆直的这副躯体。

与电影中坚毅果敢的形象相比，杨大章要面对的，是李雪健在20多年前在鬼门关闯过一遭后的身体，他向《人物》解释，鼻咽部位的癌变与其他癌症最大的区别是，这种癌症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后遗症。这让鼻咽癌患者愈后也往往要承担他人想象不到的痛苦，「因为头颈部直接和大脑相连，你比如鼻子它管嗅觉、管通气、管呼吸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功能。鼻子不通气了，鼻子干燥了，呼吸不好了，然后你的听力，你的吞咽（功能），都会受影响。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有这种症状，他就非常痛苦了，成年累月承受这个疾病的煎熬。」

对李雪健来说，过去20多年，他持续处在这种煎熬之中。放疗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唾液腺细胞，他因此无法分泌足够的唾液，这让他必须常年带着一个水杯，隔上一会儿就要抿一小口，不然整个口腔就会火烧火燎、干涩异常。

严重受损的还有他的听力，第一次见李雪健的时候，杨大章见到的是一双耳道皮肤黏膜严重受损的耳朵，「放疗相当于就是烤电，一烤电以后皮肤分泌功能减弱，就像烤焦了似的，这样的话有些地方形成一些溃疡。」加上一些神经组织受损，李雪健只有一只耳朵还保留着部分听力，这是杨大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部分，「就是说李老师戴着助听器和你交流还可以，但实际上他有时候会下意识地看你的唇语。」

一同遭受重击的，还有他的牙齿。医生冯东升介绍，人体日常唾液分泌，会对牙齿形成保护。没有唾液分泌，造成李雪健的牙齿大量龋坏、脱落。因此20多年来，李雪健需要常年带着两副假牙，一副紧一些，戴着不算太舒服，但上镜效果很好，人也显得精神，所以拍戏的时候用。另一副松一些，没那么美观，但戴着不累，日常生活的时候用。

《人物》采访时，李雪健戴的是松一些的假牙，他笑着演示张口开口，脸上带着轻松的神情。但也因为这副假牙提供的支撑力不太够，讲话也会更困难一些，李雪健像是介绍两位熟悉的老朋友似的开起玩笑，「镜头前一副，镜头后一副，不同场合，不同（方案）。」

冯东升依然记得2009年第一次见李雪健时，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做完矫治和修复，李雪健特别开心地告诉他，没想到那么快就把不美观的地方都修复了，「他会说到他的工作，要把最好的一面留给观众」。

李雪健也会跟冯东升说起自己的苦恼，比如在参加某些会议的时候，轮到他发言，「突然一下就懵住了，属于肌肉发颤，不听使唤。」

冯东升告诉他，可以在会议之前做下颌运动训练，另外可以尝试说绕口令，这样可以让面部肌肉提前热起来。于是10多年来，重复的下颌训练或者绕口令，也成为了李雪健生活中的必备项目。

采访中李雪健给我看了他的「装备包」，水杯，假牙，助听器的盒子，过去20年中，这个小包他必须随身携带，这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的武器。

总之，是这样一副千疮百孔的身体，自2002年结束鼻咽癌治疗恢复拍戏开始，陆续参与了超过20部影视作品的拍摄，他演了《杨善洲》，演了《嘿，老头儿》，还演了张作霖和李培基，以及新近的周喆直。

不止如此，他还主演了80后导演张大磊的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90后导演高临阳的长片《再团圆》，身体力行支持青年导演的创作。

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在进行这些创作的间隙，2016年，鼻咽癌之后的16年，李雪健的直肠再次检查出肿瘤，人生中又一次出现至暗时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锡山是他的主治医生，那之后两人也成为了朋友。

在北京，一位肿瘤医生或许是见证世间最多悲欢的人。但留在王锡山记忆深处的，是李雪健的平静。通常检查结果出现，命运给出判决，「病人都会很慌，六神无主」。但是李雪健没有，他跟王锡山说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先前答应了深圳的朋友，要去参加活动，当时正值「五一」，李雪健问手术能不能回来再做。

王锡山问，「什么朋友啊？」当时李雪健已经出现贫血症状，临床上是个危险信号。李雪健答，「过命的朋友，答应他的事我一定要做到。」手术最终是那年「五一」之后做的，王锡山在李雪健的直肠上，切掉了一个大约婴儿脑袋大小的肿瘤。

2016年正值电视剧《少帅》播出，手术之后李雪健送了王锡山一套光碟。王锡山只有每天深夜回到公寓后的时间看上一两集，他是东北人，很快被电视剧中那个匪气和狡黠并存的张作霖吸引。但一边看一边也有巨大的疑惑，日常接触李雪健他都要带着助听器，包括术中交流，「其实要克服很多（障碍），就是他的语言和听力上都有一定的不足，但看他演戏完全没有。」

后来王锡山问李雪健是怎么做到的，他得到了一个淡然的回答，「他说他是把对手的台词都背下来了。」

王锡山告诉《人物》，即使现在重提这个瞬间，他身上依然有发麻的感觉。作为肿瘤医生，他看过太多被疾病击垮的生命，有时候甚至不是癌症本身怎么样，而是悲观、恐惧、绝望、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会先于癌细胞将一个人毁灭。

在这一点上，李雪健成为了王锡山最特别的病人，「一开始你会觉得他是名人，大艺术家，你会觉得因为这些他有点不一样。」但这些年接触下来，王锡山内心很明确，让李雪健成为李雪健的，是另一种东西。

快乐

王锡山女儿结婚的时候，李雪健应邀去喝喜酒。女儿女婿一个属鸡一个属猴，李雪健画了一幅小画作为贺礼，小鸡站在猴子尾巴上，尾巴画得高高的，「因为高兴才会翘尾巴」，他祝福两位年轻人有高高兴兴的人生。

这件小事一直让王锡山很感动，「你觉得他只要来就很好了，但他会特别用心。」

他还送过王锡山一尊少帅的小雕像，他对王锡山说：「《少帅》是我的作品。我作为病人，是你的作品。」

王锡山是1990年的大学生，毕业刚结婚时，大街小巷都在放《渴望》，伴随着毛阿敏如泣如诉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的歌声，李雪健的宋大成以其朴素、实在、善良、坚毅，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王锡山回忆那个年代的人们，普遍对宋大成怀抱亲切真挚的感情，「会觉得他就在你身边，是你的邻居、兄弟，你牵挂他、心疼他，是这样一种情感。」

到2016年因为手术认识，李雪健在王锡山眼中已经成为了大艺术家，「他有那么多作品，那么多成就，你的那种尊敬是油然而生的。」

但真的交往下来，大艺术家又变回了宋大成。只不过世事苍茫，大成哥老了，又一直被病痛折磨，他再也不像当年《渴望》中两颊鼓鼓、微胖又结实的样子。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王锡山觉得李雪健的精神世界和当年的宋大成很接近，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善良和忍受。为李雪健治疗期间，他基本很少喊疼。通常病人面对医生，潜意识里都会有一种焦虑和恐惧，「他会觉得医生你给我看看，我会不会有事，会不会变严重啊。」

李雪健从来没有。不仅没有，住院期间，李雪健在医护人员面前永远面带笑容，他的乐观豁达给整个病区都带去了快乐，他有自己的加油手势，做完某项检查或治疗，一定鼓舞士气似的握紧拳头在空中一挥，又搞定一项。

这种苦厄中迸发的快乐给医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冯东升在临床上的一个观察是，一些牙齿不好的人，会损失部分生理上的快乐，「因为没有咀嚼的快感，会觉得吃饭不香，接着就会影响心情。」所以在日常诊疗的过程中，冯东升的观点是，能保留真牙的情况下尽可能保留真牙，因为真牙带给人体那种咀嚼的愉悦是最强烈的。

鼻咽癌之后的人生里，李雪健没有了这种快乐。但回忆这些年每次与李雪健见面，冯东升记忆中「李老师永远是开心的，永远很乐观」。李雪健的口腔开合度很小，这让每次的口腔治疗相较常人都会更加不舒服，「但是从李老师看牙的经历当中一丝一毫都感受不到，因为这牙或者他的身体对于他心情情绪的困扰。」

他总是乐呵呵地出现，「他会尽力克服一切的困难去来配合医生，而且我们不管怎么做，李老师都是说做得好，然后来感谢我们。」

冯东升不觉得那是一种客套或是姿态，绝大多数时候，他的牙都是冯东升亲自检查诊治，「可能一般病人，那会对医生很客气很尊重，感谢冯主任什么的。」

李雪健不是，诊所里的护士和助理医生都有胸牌，来得多了，李雪健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他会笑着跟大家招呼和告别，尽量顾及每一个人，冯东升印象中这些年每次看牙，「李老师一来，你就真的感觉他把快乐都带来了，每个人都会很高兴。」

在中日友好医院看耳朵的时候，杨大章也会习惯性地问一下，鼻子有没有不舒服，嗓子有没有不舒服，因为从医学上讲几个部位相互关联，「有些像咱们去看病，我去了，我耳朵这不舒服，去看耳朵，我鼻子也不利落，我嗓子也不行，最后恨不能说我胸口以上都难受。」

但李雪健从不放大自己的痛苦，「他来一趟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说顺便看看嗓子鼻子，这个很正常，但他的想法可能是我是来看耳朵的，不能耽误那么多时间，后面还有病人什么的。」

杨大章告诉《人物》，对于常年处在后遗症中的病患来说，很容易形成一种惯性，「因为他很痛苦，这个痛苦是第一位的」。所以很多患者通常在情绪上都会受一些影响，也会更自我为中心一些。而且对于癌症患者而言，还有一个命运的幽灵始终在周遭盘旋，「当你得了癌症以后，你肯定要琢磨，我是不是哪天又复发了，我是不是会怎么地了？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会伴随他的一生。」

李雪健仿佛超脱了这种痛苦似的。每当李雪健去医院，耳鼻喉科的医护人员都很高兴，「因为李老师真的是个样本」，杨大章经历过很多次，有时候遇到特别难受的病人，医生们都会想办法安慰几句。但是作为健康的一方，这种安慰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

在人间真实的苦痛面前，没有感同身受，只有同病相怜。李雪健出现在科室的时候，很多病人状态立马不一样，「他们一看李老师20多年了，术后恢复那么好，又创造了那么多的作品，会从内心产生一种希望，『你看李老师能战胜病痛，我怎么战胜不了？』」

看《流浪地球2》时，杨大章能感觉到某些片刻周喆直和李雪健身上的力量感相互重合，他对艺术是完全的门外汉，只是凭着医生的直觉，感知到一些「我们说强大的内心、人格，它们是真实存在的」，那是医学技术的边界之外，来自人的意识深处真正顽强和无法被摧毁的那部分。

而对李雪健来说，理由很简单，因为已经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要有一个好心情」，他带着知足和些许胜利者的笑意说起他跟医生们的友谊，「我是他们的作品，也是他们的实验品，每个生命都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医生们的守护，他活了下来，又能以相对比较好的状态继续去创作，这些作品又受到观众们的喜欢，艺术世界里又多了一个生命，「人活在世界上使命、责任、价值都在这里了，那还有什么要忧愁的呢？」

《渴望》里的宋大成

悬崖边上

从各种意义上说，23年前的那次癌症，都是李雪健生命的转折。一个几乎在那个年龄拥有一切的人，突然有一天被告知，什么都可能消失，什么都可能没有。李雪健当时自己也懵了，但不是恐慌，也不是害怕，而是好奇，「我身体那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了呢？」

很长一段时间，出于一种内在的克制与自尊，李雪健并不愿意同外界谈起他的疾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变脱相了，受罪了。觉得见不得人，病鬼，为什么得这个病呢，什么也干不了了，形象也变了，脖子也烂了，很丢人。而且很多朋友要来，（我）难受啊，要来看望我，我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

那次生病，李雪健和爱人于海丹谢绝了绝大多数朋友的探访，即使治疗结束之后，有媒体采访，李雪健也会客气地请求人家，「能不能不提生病的事情？」

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李雪健才能稍微轻松些地谈起那时的艰难，关于当时的状态，他有过一段反复被提起的形容——

就像吃鱼，服务员把一条活鱼狠狠摔在地上，那鱼可能没死，但内脏肯定被摔烂了。

我就是被摔烂了内脏的那条鱼，生不如死。

对如今69岁的李雪健来说，相比于复述当时的痛苦，他更乐于分享自己突出重围的过程。

的确有过熬不住了的念头，放疗导致头发、牙齿脱落，人迅速消瘦，脖子因为肿胀而溃烂，因为天天要打点滴，手臂的血管由青紫变成一种乌突的黑色，李雪健的人生信条一直是好人有好报，所以当时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自己呢？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

最终将他从绝望中打捞出来的，是爱与希望。

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李亘给李雪健写信，告诉他一定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您有吗？不要回答『可能』、『也许』，要对我说『有』。」

帮忙协调拍摄和治疗事宜的表哥田壮壮有次给他打电话，李雪健当时太难受了，一时哭得说不出话。田壮壮放下电话后给他手写了一封信传真过来，告诉他，他们都知道他在承担健康的人根本体会不了的痛苦，这个过程很难，但是「你必须要有精气神儿」。

李雪健也跟《人物》回忆起养病期间的见闻，医院周围最多的人是骗子，算命的，卖假药的，人多的时候警察或者管理人员会出面驱赶一下，但没几天，那些人又回来了。

算命的人很有意思，「钱少的你给五十，再少的十块，没钱的，你给我吆喝一下。」李雪健慢慢发现医院对面的天桥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小社会，那是往常观察不到的人生之味，「我就想什么东西吸引了这些人啊，这些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属，天天聚在那儿，我就特别纳闷儿。」

后来他想明白了，对于身处困厄中的人来讲，「他们其实特别想听一句好话，一句吉祥的、善意的，特想听，少花点钱，花点小钱，我愿意买这一句好听的话。」

另外一次，他和妻子于海丹在医院走廊里散步，一个陌生女孩走到他面前怯怯地说，她的妈妈跟李雪健得了一样的病，心情很低落。妈妈很喜欢他演的戏，到医院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女孩请求，「我想请您走过去的时候，冲她笑笑，只要笑笑就行。」

说完女孩就走了。当时李雪健并不确认哪个是女孩的妈妈，于海丹一路提醒，他就一路笑着穿过走廊，向每个同病相怜的人露出微笑。

身体没那么难受的时候，他就看书，《易经》《孔子》《老子》《大学》《中庸》什么都看，朋友们还推荐他写字画画，从一个男演员喧嚣热闹的人生中抽离，李雪健度过了两年极其安静的日子。

还有音乐，他喜欢各种音乐，民族的，古典的，甚至是摇滚乐，当时一股脑儿听了很多。最喜欢的是两首，一首是彭丽媛的《沂蒙山小调》，李雪健祖籍山东，11岁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才去了贵州。《沂蒙山小调》让病中的他常想到童年与故乡。

另外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 67），采访时李雪健握起拳头，在空气中模拟音乐的起伏，「噔噔噔噔」。《命运交响曲》于1808年问世，当时的贝多芬已经完全失去听力，第一乐章开始的四个音符，曾被贝多芬解释为「命运之神在敲门」。

李雪健把这位200多年前的作曲家视作知音。46岁这一年，命运之神也敲响了他的门。起初这命运沉重、酷烈，但人在痛苦之中，爱和希望还在，不死不灭的意志还在，「我也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那段时间，电视上正在播郭宝昌导演的《大宅门》，里面都是熟面孔，大家聚到郭宝昌的家族命运中，卖力复现一个家族或许也是一个民族的史诗。因为档期原因，李雪健只在其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但生病后再看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他一生也忘记不了住院期间看那部剧的感受，「眼馋呐，羡慕、眼馋，我还想演。」

就是这些细细碎碎的爱与希望，人间滋味，以及还想继续创造的渴望，托住了悬崖边上的李雪健。

那之后，他是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鱼。

日日是好日

两年之后，李雪健回到了工作岗位。那时有人问他什么是幸福，李雪健回答说，能吃到剧组盒饭最幸福，因为「我又拍戏了，又挣钱了」。

在李雪健的世界里，名在利前，他从不掩饰对一个好的名声的渴望。这种自律和克制几乎伴随了李雪健的整个人生，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浪潮奔涌而至，明星走穴成为风潮，一场两千，嫌少的话再给一千，一连五场，轻轻松松一万五千块到手，李雪健没去过。那时一万五千块的概念是，《渴望》没日没夜拍了50集，每天天不亮就要在东单路口等班车赶去香山拍摄，最后加上奖金，李雪健也就挣了几千块。

《焦裕禄》上映后，引发社会各界剧烈反响，那年3月，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邀请30多位文艺界人士座谈，李雪健被通知到会。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到了门口，被警卫战士拦住，对方一看是他，问他，「大成哥，你咋骑车就来了。」

李雪健当时骑的是妻子于海丹接送儿子上幼儿园的自行车，后座上还绑着个竹子做的儿童座椅。

《渴望》万人空巷，据公安部统计当年全国犯罪率下降了30%。后来开会表彰，领导了解到剧组不少人生活里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当即大手一挥，告诉大家除了给不了房子，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李雪健琢磨来琢磨去，好像啥都不缺，就跟领导说，能不能给他一套《渴望》的光碟。

早年间这些都是朋友们之间的笑谈，因为听起来太像先进事迹报告会了。但了解李雪健的人都晓得，他私下里就是这么一个人，演《渴望》大火特火那阵儿，面对外界潮水般的热情，李雪健的直接反应是上火，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那些炽热，一波一波的记者赶到家里，他也不懂拒绝，实在太难受了就坐在沙发上摩挲自己的鞋帮子。最后真的急到牙疼，到灯市口医院拔掉了四颗牙才算完事。

在于海丹眼中，丈夫就是个心思都在戏上、简单到不行的人。脾气好是真的好，疼人也是真疼人，但这都是不拍戏的时候，拍戏，包括为拍戏准备的阶段，李雪健是那种酱油瓶倒了也不知道扶一扶的丈夫。

刚结婚那阵儿，有回李雪健在昆明拍戏，小两口3个月没见了，于海丹坐飞机去昆明探班。当时剧组就在滇池边，于海丹太想李雪健带她四处转转了，但是不行，拍戏吃紧，他们没时间。没几天李雪健就给于海丹买了回北京的机票，订票时他完全忘了，那天是妻子的生日。后来碰巧赶上飞机晚点，于海丹孤零零在昆明机场呆了一天一夜，夜里她沿着机场路漫无目的地走，一个人哭了好长时间。

儿子李亘三岁之前，全家只去过一次北海公园。那时他们住灯市口空政话剧团宿舍，六楼，36个平方，日常换煤气罐儿都是于海丹的活儿，李雪健顾不上。

到2000年生病，整个家庭被拽入深渊。李雪健很笃定，如果没有家人，他不会有第二次生命。当时于海丹剪掉了长发，许多时候，她的斗志甚至强于被病痛折磨着的李雪健。提到妻子时，李雪健变得有些难为情，一直以来被问到最喜欢的影视作品，李雪健的回答都是《夏天的经历》，那是1982年由田壮壮和谢晓晶执导，于海丹主演的电视剧，「海丹原本是个很好的演员」。

早年间李雪健有时会跟于海丹说起她的牺牲，李雪健心里明白，支撑起自己生命的，是一位坚韧的女性毫无保留的爱，每每这个时候，李雪健都会得到同一个回应，「好好拍戏，把你的本事都用在你的业务上。」

妻子向来心直口快，不是个能藏住情绪的人，但病中那些日子，她在李雪健面前永远很平静、很自信，一切都不是问题的样子，李雪健始终没有问过，那两年于海丹究竟偷偷流过多少眼泪。

对李雪健来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过程，也是明确后半生该如何度过的过程。生死线上挣扎过一遭，那些曾经在生命里不重要的，现在更加不重要了。而那些曾经默默存在的，在他最艰难最想放弃的时候给予他希望的，他也明白那并不单单是上天的恩赐，「就珍惜，珍惜那个情分，珍惜活下来的每一天。」

也是养病期间，李雪健有了写字画画的爱好，他给自己起了个绰号，「逞能李」，自谦写得画得都不好，但就是要逞能。他喜欢老子的一句话，「日日是好日」，私下练过很多遍。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人生遭逢为何，都要把每一天当作好日子来过。

内心有了这样的建设，大约能够应对人生中的任何风波。于是李雪健提到2016年那次直肠肿瘤的时候，平静得像描述他人的故事。

但他特别提到一件事，儿子李亘长大了，是个懂事的孩子，李雪健生病的时候，于海丹也因为身体不好住院，所以李亘当时只能两头跑。他遗传了妈妈的坚韧和爸爸的善良，那段时间每次探视，李亘都会给李雪健带一朵花，他带过玫瑰、康乃馨、洋桔梗，到了病房就插在塑料瓶里，时间久了，阳台上就成了一个微型花园。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再问李雪健人生里最甜蜜的是什么，他想了想回答：「最甜蜜的瞬间，是交完钱办完出院手续的那一天，一家人上车回家，那个瞬间，是最甜蜜的。」

《焦裕禄》

「年轻过，恣意过」

《少帅》导演张黎很早就认识李雪健，80年代，李雪健在话剧舞台展露头角，张黎在潇湘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但很多时间都在北京。年轻时的李雪健留在张黎印象中的样子是温厚，「没什么脾气」，那是一个以棱角和个性为时尚的年代，李雪健是众人中间「戏很好、人很好」的那一个。

真正开始合作是1999年的《横空出世》，李雪健是主演，张黎是摄影师，不拍戏的时候，大家凑到一堆儿打牌，李雪健很少上手，但是会特别痴迷和专注地看大家打牌。

张黎觉得后来人看李雪健，确实都有一层德艺双馨的光晕，一方面「雪健老师确实做到了，他当之无愧」，一方面隔着光晕看一个人的话，总是会失掉一些珍贵的部分。《横空出世》时的李雪健是恣意，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时候的他是焦裕禄，是宋大成，是即将横空出世的冯石将军，他爱喝酒，尤其喜欢二锅头，除了早上基本没酒不吃饭，因为在贵州生活的原因，李雪健特别喜欢吃辣，不知节制为何事。

剧组的录音师安巍当时还是刚毕业的小伙子，他回忆当时看李雪健和张黎在一起，那么年轻，那么有劲头儿，「就特强烈地觉得，只要这些人站一起，啥事儿干不成啊」。

但《横空出世》后来成了李雪健演艺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在罗布泊的戈壁上研究原子弹，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的脸却是胖的，这件小事始终折磨他，「如果再瘦20斤，冯石这个人会更有魅力。」

但鲜有人知的是，在当时的年代拍一部《横空出世》这样的大制作，花费和艰苦根本难以想象。导演陈国星始终念着李雪健的好，电影中飞机、大炮、坦克，漫山遍野的战士，这些放到今天基本不敢想的画面，都是当年跟部队上化缘来的。

当时李雪健已经成名，到了西北，地方上特别热情，「反正每天戏拍完了，部队上就把雪健抢走了。」有一次拍摄，现场机器都搭好了，光线也很好，结果大家找不到李雪健。陈国星急得团团转，到处找找不到，最后发现是前天夜里，部队上安排聚会，西北戈壁，把酒言欢，直接给李雪健放倒了。

在今天，当年这种恣意和热烈或许难以想象。但电影中的冯石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也确实需要跟战士们打成一片。此外，李雪健自己也曾是一名军人，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把酒言欢的好处当然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一来二去，很多琐碎庞杂的问题迎刃而解，陈国星觉得，这里面有李雪健承担和付出的巨大人情，「他一颗真心交出去，太多时候都多亏他了。」

但是20多年来，李雪健从来只说遗憾，不给自己找借口。陈国星觉得，这是一位演员内在对于自我的极致苛求。

《横空出世》之前，他们还合作过一部名叫《抉择》的电视剧。有件事陈国星记得特别清楚，拍摄间歇有一回李雪健给陈国星拿了一个VCD，他们这代人，总有一种永不餍足的求知欲，碰到好电影，总要互相分享，那张VCD是张曼玉主演的《甜蜜蜜》。

李雪健告诉陈国星，电影是田壮壮推荐给自己的。他看完觉得太高级了，等陈国星看完，李雪健就特别热烈地跟他讨论，电影中张曼玉去认尸，看到曾志伟后背上的那个米老鼠，先是笑了一下，然后才开始哭，「我就一直听着他说这个是太高级了，那是九几年，更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去学一个好的表演，雪健就很清晰，而且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告诉我什么样是最高级的表演。」

张黎始终认为，外界后来看李雪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简化，好像把他放到一个光芒万丈的金身之中，这跟张黎认知中的李雪健相悖，「他年轻过、恣意过，然后有了那些经历也好，磨难也好，雪健老师他是特别丰富的。」

也正因为他身上曾有过的恣意潇洒和不断累积的丰富，许多年后，当有机会把张作霖的故事搬上荧屏，张黎没有一秒犹豫，「没有雪健老师演老帅，这部戏我不拍。」

当年在罗布泊戈壁抽烟、喝酒、打牌的年轻人，到了《少帅》，已经是两个饱经世事的小老头儿。《横空出世》之后，李雪健跌入命运的漩涡，鬼门关后闯过一遭，以更旺盛的斗志和多为观众塑造几个好角色的决心继续自己的工作。

张黎跟冯小刚合作了几部商业电影，而后扎进他热爱的历史剧领域，先后拍出《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作品。

《少帅》剧组重聚，老哥俩儿都盼着扎扎实实拍出一部好戏。张作霖成为李雪健后演艺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他演过很多的「好人」，忠诚的、奉献的、朴素的、一意孤行的，对李雪健来说，扮演张作霖算是小小的叛逆，这位昔日的东北王身上，没有刻板的好与坏，有的只是历史尘烟之下飞扬的性格与命运。

在张黎看来，人生到了那个阶段，演戏对李雪健来说，已经是「入魂」。日常生活里的李雪健，温和克制，低调沉静，但荧幕上的老帅，气势汹汹，嚣张狠辣，一口一个「他妈了个巴子的」，跋扈又可爱，地道极了。

最精彩的一段戏，是老帅教育张学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那江湖是人情世故～～～」李雪健将结尾拉了一个长音，几千年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游戏之中，中国人的智慧和委屈、审度和算计，似乎都在这短短的句子里得到了回声。

「它就不再是演得好与坏的概念。」作为导演，张黎觉得最让人幸福的演员就是这种，后来在片场，张黎干脆甩手开始欣赏，「就是你隔着监视器，雪健老师在那儿，就是老帅在那儿。他哪怕演错了，都是对的，你都觉得是享受。」

另外一个例子是《走向共和》里老演员王冰饰演的李鸿章。着迷历史的张黎在王冰和李雪健这样的演员身上更明白人生须臾而艺术千秋的道理，「你看他们的表演啊，那个火候儿，那个尺寸拿捏之精准，就是能让你看到特别璀璨的东西。」

同时这里面又有许多天时地利，对太多演员来讲，年纪越大，越容易把自己封锁，躲进声名和旧日荣光构筑的城堡，不再创造，不再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张黎觉得外界对李雪健的简化遮蔽了作为演员的他最珍贵的品质，「他身上最珍贵的，始终是他的创造，他没有停下来，始终是一个创造的李雪健。」

《少帅》

长子

让李雪健扮演张作霖也有张黎一点小小的私心，李雪健长张黎几岁，用一种弟弟看待兄长的目光的话，张黎总觉得李雪健身上有一种特别重的东西。

他从1990年就开始以大众偶像的身份存在，那个年代观众喜欢他就给他写信，有的叮嘱他注意身体，有的告诫他不要放纵，有个山东的司机师傅看他演的《焦裕禄》太心疼了，随信寄来50块钱，让他补补身子。

外界这种盛情始终让他惭愧，觉得观众们是把对角色的一颗真心错给了他。在90年代，他一有时间就要给观众回信，有人说打印一些不就行了吗，他觉得不行，不尊重人。

「他到了一个位置上，外界的期待也好，他自己的内在要求也好，就决定了他必须是大家看到的李雪健。」创造本身可以是短暂的逃离，最初拿到《少帅》剧本的时候，李雪健有点儿犹豫，他演过李大钊，站在革命烈士的立场上，简直要恨死张作霖了。

张黎记得当时李雪健背着自己的小书包来过工作室几次，「坐在那里特可爱，他纠结」。这种纠结最后被剧作中张作霖的复杂所消弭，乱世之中，整个国家都要亡了，但张作霖靠着他的狡猾与闪转腾挪，让当时的东北没有丢失一寸土地。

张黎也觉察到李雪健身上「特别中国，特别东方」的东西，宏观一点看，他觉得李雪健无疑是一个古老绵延的文化的典型产出，他的克制隐忍、先人后己、温良恭俭让，以及与之共生的徘徊与压抑，无限趋近于传统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形塑与要求。

但年轻时那个恣意的印象还在，于是在创作本身制造的短暂出口和自由幻影里，李雪健可以是另一个人，「要不，是怎么也看不到雪健老师骂街的，对吧？」

向时间更深处溯源的话，李雪健出生于1954年，与张黎及整个第五代导演一样，是大时代的儿女。李雪健何以成为李雪健的问题，他自己的答案很朴素，「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

与表演最早的缘分开始于在山东巨野度过的童年，他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是孙悟空，农村野地里到处都是小棍儿，细一些的别在耳朵后面，长一些的藏手里，再长一些的插进袖子，最长的藏到裤腿里面，他个子比别人小，拿出72变的功夫也打不过人家，有一次拿筷子当「金箍棒」，一不小心插进了嗓子。有时候其实会被大个子的孩子欺负，但还是愿意玩。

他自己还发明了化妆术，农村写对联或者大字报的红纸，弄点唾沫和水在上面，拿手指一抹，就有了红脸蛋儿和红嘴唇儿。

这种快乐随着1965年父亲到贵州凯里支援三线建设而结束，一家人穿越大半个中国，眼前的环境还没适应，文化大革命来了。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下放，李雪健成了外来的狗崽子。

李雪健是家中长子，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采访时被问到是否有过少年叛逆的时候，李雪健抬起头，想了一会儿说道：「没，没有那个机会，那个时候家庭困难，能够给家里添上几块钱，能主动给爸爸妈妈几块钱，就是我的全部愿望了。」

在李雪健的人生中，善良和忍受的基因先于宋大成的出现而早早发挥作用。在贵州他依然没长个儿，也不会说当地方言，一个狗崽子在当时可能经历的欺辱他都经历了。

但爸爸妈妈自小对他的教育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欺辱他人。所以周遭涌来的一切，他只是承受。

给命运带来转机的是表演。因为普通话说得不错，又会一点儿山东快书，李雪健进入了学校的宣传队。

手持红宝书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他不再是狗崽子，那种没有尊严、不被人群接纳的屈辱感会随着演出开始而消失，台下观众会因为他的表演鼓掌、喝彩，对少年时代的李雪健来说，这种被人尊重的感觉驱逐了他内心的恐惧，风浪之中，他抓住了改变命运的稻草。

初中毕业，进入工厂当车工。因为表演特长，他又加入了宣传队。队里排演《白毛女》，他演黄世仁的管家穆仁智，因为演得惟妙惟肖，厂里人慢慢称呼李雪健「小穆」，「就不叫我名字了，小穆小穆，听了会高兴，感觉被认可了。」

贵州多山，那时的李雪健想象不到外面的世界。但那个年代父亲的一个举动给他留下了一生的印象，父亲后来平反，从被关的地方搬回来，一大家子没地方住，县委篮球场旁边有一个大厕所，就把厕所填平了住里面。父亲被打倒之前，「原来没有进山的时候，那个厕所我们都用过」。

但在这种境遇之下，父亲平反后补助了一些钱，大概一百多块，他用这笔钱买的第一件东西是收音机。

有了收音机，眼前的日子似乎就不那么难忍了。对父亲那代人来说，善良和忍受更是一种需要早早掌握的生存智慧。

某种意义上说，善良和忍受是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的记忆。父亲14岁的时候，李雪健的爷爷被日本人杀害，那之后历经战乱饥荒，踉踉跄跄长大。年长以后成为基层干部，始终勤勉，即便是在那段动荡岁月背上各种罪名，但李雪健印象中，父亲是个从不抱怨的人。他记得有一次走了20里山路去看父亲，父子二人在山里沉默地走路，是他在动荡年代里难得的平静记忆。

19岁那年，李雪健参军，去到了收音机里描述的外面的世界。那之后命运之手翻云覆雨，他到了北京，进入空政话剧团，开始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直到被更多人认知。

李雪健跟《人物》分析自己性格中的平静，「我是个农村娃出来的，我的那些经历，跟很多同时代的人比，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我珍惜和在意什么，一路走来当了演员了，专业的，又来到北京，这是时代给予我的恩惠，我是知足的。」

回到时代儿女的叙事，把李雪健纳入一代人的命运去审视，这群大时代的儿女里面，有人叛逆，有人挣扎，有人恃才傲物昙花一现，有人天真纯良至死是少年。李雪健身处其中，却不是其中任何一个。「长子」的身份似乎可以作为一种隐喻，他过早懂事，早早明白世事艰辛人生实苦，他未必没有过彷徨害怕失落委屈，但「长子」不需要那么旺盛的自我意志，他需要也乐于承担责任，以奉献自我的方式成全自我，最终以一生的创作成为善良和忍受的布道者与代言人。

《再团圆》

有限与无限

20多年前在病床上听《命运交响曲》、看《大宅门》的那些日子，李雪健明白了一件事，他太爱表演了。

命运几乎一夜之间让他明白了生命的脆弱，但演员这个行当的魅力在于，一个角色成了，在荧幕上塑造出一个人物，便是对生命的塑造和延续，这些感受在9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走到街上，年纪大些的叫他「大成」、「焦书记」，岁数差不多的叫他「大成哥」，再小一点儿的孩子会追着他喊「大成舅舅」。

外界的盛情让他确信，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作为演员，他可以拥有很多次生命。采访中途他拿出自己一直喜欢的一本书，个人日记《政治的人生》，他尤其喜欢书中作者在复旦大学教书那段时期的经历，作者在日记中写，「什么乐趣也不能比塑造生命的乐趣，尤其是塑造生命成功的乐趣」，他觉得作为教师，学生会给予自己一种生命的回响，这是老师这个职业最大的乐趣。

对李雪健来说，演员这个职业的最大乐趣也在于此。这种回响遍布于李雪健表演生涯的各个阶段，最让他震动的一次，是当年拍摄《焦裕禄》，在兰考火车站，焦裕禄带着县委班子视察逃荒的灾民。漫天飞扬的大雪中，为了贴近焦裕禄的形象瘦到脱相的李雪健出现在成百上千的群众演员中间，这些群演大多数是兰考当地的百姓。拍摄中途，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一位大娘在人群中大喊，「焦书记来啦！」这一嗓子，电影和现实、乃至生与死之间的界限都消失了，人群中呜呜咽咽响起抽泣声，最后竟哭成一片，兰考百姓想他们的焦书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李雪健喃喃，「老焦啊，如今俺不愁吃，不愁穿。你（在那边），有钱花吗？」

正是因为这些回响的存在，李雪健告诉《人物》，那次生病后期其实自己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想多活几年，好好演戏，那个欲望特别强烈。」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雪健不觉得当年那场疾病是一次单纯的灾难，对他来说，那甚至可以算作财富，因为那些在绝望之中生出的欲望，最终让他更加珍视后半生的每一次拍摄、每一个镜头，「我不玩儿命，我对不起啊，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角色，也对不起自己。」

我们自然也说到生病前后拍戏的区别，被问到生病之前的日子他最怀念的是什么，李雪健的回答不是辣椒和二锅头，不是喉咙里温润舒适的感觉，不是那些无病无痛恣意享乐的时光，他把采访提纲放到一旁，并了并身体，一字一字地回答：「我最怀念的，是我的语言。」

熟悉李雪健早年表演风格的观众或许更明白这短短的回答里，一个珍视自己表演胜于生命的演员内心深处真切的忧伤。

《荆轲刺秦王》里，最后大殿之上，秦王看着倒在血泊中仍对自己笑的荆轲，一脸怀疑和委屈地问：「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

《荆轲刺秦王3》

李雪健擅长大段台词，一长段台词中不同的情感层次他都有办法通过他的语言来完成，秦王的这段自白，李雪健用快读和慢读、轻音和重音的不同组合呈现了一代帝王复杂纠缠的内心。

《大宅门》中客串于八爷，短短两场戏，面对剧中混蛋了一辈子的白三太爷最终选择在日本人面前慷慨赴死，李雪健凭借自己的语言优势完成了挑衅、质问、对抗、阴阳怪气、恍然大悟、心服口服等一系列情感转变。这段表演至今仍是各种短视频评析演技最常被提及的片段。

李雪健怀念那些完整拥有自己语言的日子，「我的语言是我这个演员的优势。有很多戏大段台词，包括舞台戏，大段台词，我看一遍我就能演，我不背，我拿笔抄一遍，完了我就放在旁边，安安稳稳地睡一觉，起来就能演。」

筹备《再团圆》时，导演高临阳完全想不到自己能邀请到李雪健出演。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他依然疑惑，自己没什么经验，这是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他不知道李雪健为什么选自己。

2022年，《再团圆》征战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终斩获费比西奖和主竞赛评委会奖两项大奖。关于语言的问题，高临阳在电影拍摄的时候就有直观感受，「他的声音对我来讲，其实是一种表演的一部分，我觉得是那个声音让我感到心疼。」

在世界上最先锋的电影节上，李雪健用自己的表演征服了地球另一端的同行和影迷。这是李雪健又一场漂亮的演出，「就是说李老师可能失去了他原本的语言，但是他其实又拥有新的语言，而且那是一个更有力量、更动人的、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王红卫有点遗憾的是，《流浪地球2》中李雪健的台词最终选择的是原声AI修复版本，事实上一直到送审前，郭帆都坚持用李雪健的原声，那是一个不那么完美、气息没那么足、有些吐字也没那么清晰的声音，但也是一个经历了重重磨难、克服了种种痛苦之后，依然相信希望、依然无畏无惧的声音。

但种种考量之下，这个方案最终被弃用。

李雪健心里有遗憾，但了解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能在这样的年纪参与这样的大制作，他已经很知足了。

采访在这些遗憾和知足的交替中接近尾声，正常情况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回答完的问题，我们用了六个多小时。

最后一个问题没能免俗，我问外界关于李雪健有那么多的评价，那么多敬意和赞叹，他最在意的评价是哪一条，或者他最希望外界怎么评价自己？

李雪健没有犹豫，他一直觉得，演戏之外，自己就是个极普通的人，「我希望大家记住我演的人物，忘记李雪健这个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艺术创作里，我的奉献，我的努力，我的快乐，我的幸福，一切都在我的创作里。」

说完这句，事实上应该已经很累了，但李雪健选择调皮一下，他手臂向前挥举着缓缓起身，用不那么清楚，但很快活、很释放的声音喊道：「我宣布，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啦！」

临别时他笑着跟所有人道辛苦，而后隐入北京晚春的夜色，继续去做那个普通的李雪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