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生

编者按

    唐虢国夫人杨氏，曾在史书中留下色彩鲜明的一笔。而真实的她又应当是怎么样的？本书以唐虢国夫人的唐代历史文本记录，及后世文本对虢国夫人的记载变化为依托，以虢国夫人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为主线，比较全面地描述这一典型唐代贵族女性的生活状况，从而反映出唐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后人对唐时期虢国夫人描述变化的历史内核。

    ■ 郭海文 米佳鑫

    李志生老师是唐代历史及妇女史研究专家，她的专著《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及译著《闺塾师：明末江南的才女文化》是相关教学和科研的必读书。作为唐史研究专家，李老师熟悉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性别理论，并将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研究之中，毫无违和感。《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一书，即是她多年在唐代妇女史耕耘的成果， 为著名学者李小江教授主编的《“乾·坤”——性别研究文史文献集萃》系列丛书第二批之首。笔者不揣浅陋，于此谈一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唐虢国夫人，杨贵妃的姐姐，杨国忠的堂妹，唐玄宗的大姨子，正史无传。其史料散见于正史中杨贵妃、杨国忠等人的传记、历代诗人的词赋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图像里。她是红颜祸水还是政治的牺牲品？她为什么可以在唐玄宗面前素面朝天，又为什么三月三初春时节她能骑马驰骋在长安水边？唐宋时期关于虢国夫人的文本与元明清时期的文本有什么不同？该书从问题入手，“追索历代文人特别是唐宋文人思想中‘真实’的虢国夫人及其成因”，并根据文本的衍进“将虢国夫人的‘历史’进行整合”，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独具特色。大概有三个特点：

    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

    李志生老师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是王永兴先生的高足，受过传统治学方法的训练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熏陶，该书正是这种综合素质积淀的体现。

    目录学是文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学者王鸣盛早有箴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史料齐备，方可做系统研究。李老师深谙目录学之精髓，采用其研究方法，尽其所能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这些史料涵盖了史子集三大部分，对后人了解学术源流和继续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校勘是文献学中的基本功。正如治史大家王鸣盛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李老师将“校勘学”的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之中，通过比较文本记载中的细微差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虢国夫人之死，李老师敏锐地发现，史书记载互有出入。首先，在两《唐书》中《杨贵妃传》的记载有所不同，《旧唐书》所记载虢国夫人之死更为血腥。其次，仅仅就在《旧唐书·杨国忠传》中虢国夫人之死也不同。一处是“为乱兵所杀”，一处是“自刭死”，“并未见其被俘至狱中受折磨而死的曲折情节”。再次，在《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七月丙申”记载，虢国夫人“既未自刎，也未被俘，而是被县令诛杀”。对比之下，《旧唐书》中的记载无疑最为血腥。原因何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传统“女祸”观对历史书写的影响：“《旧唐书·杨贵妃传》所记的‘极致’死亡过程，或许只是史家表达的某种残忍快感，并非事实。而这种残忍快感，来自对安史之乱祸首之一的虢国夫人的愤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本中留下了不同的时代印记。

    西方史学理论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互为参照的认识工具。在李老师这里被运用得娴熟而到位。如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对本书的叙事语言就有直接影响。历史不可能复原，“人们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来使它再现于意识或话语之中。所以一切历史的再现，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李老师将该理论渗透在写作中，着重分析了历代虢国夫人文本衍进的特点：“唐至宋是其史形成及细节出现的时期。元明清时期，则是另一主题——‘淡扫娥眉’的发展时期……当然，两个时期也并非决然相隔，其间的文本内容也有若干交叉。”又如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关注妇女的主体性（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侧重她们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在虢国夫人的研究课题中，同样是一个需要更多揭示的重点”。传统叙事总将虢国夫人当作唐玄宗、杨国忠等男性主体的注脚，她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全被忽视掉了。该书通过大量事例突出展现了虢国夫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如虢国夫人出行时“靓装盈里，不施帷帐”，李老师细致地分析了她冲破“男女有别”的藩篱有意“让别人看”的欲望，将她在历史文本中隐约呈现出来的主观意志“纳入复杂、多元的日常生活语境，以期获得‘三重动态模式’下的妇女生活样貌”。

    文本与图像史料相结合

    该书涉及的文本史料颇多：唐代18种、五代3种、宋代12种、金代1种、元代4种、明代2种、清代7种。李老师对各种史料熟稔的掌控能力让人叹服。书中，除了以文本作为基础外，还大量使用图像史料，仅正文部分就有69幅，涉及人物、衣物、饮食、建筑、出行工具等诸多方面。这些图像并非只是好看的插图，而是用以研究问题的证据。其一，《唐木女俑及面部化妆临摹图》、莫高窟“唐女供养人”等唐代女子画像壁画，可以展现出唐代女子的精美妆容，与书中“唐朝女子讲究浓妆艳抹——一如娇艳的牡丹花，这也正是其时女子雍容华贵之美的体现”相印证。其二，利用唐李倕墓、贺若氏墓出土佩饰的图像论述唐代命妇礼服等级的差异，而这些考古实物正是唐《武德令》和《旧唐书·舆服志》等文献史料记载的唐代舆服等级制度的有力证据。其三，饮食文物的图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唐人食物、饮食器具的样貌，如对虢国夫人吃过的“透花糍”进行考证，书中不仅使用了《说文解字》《云仙杂录》《元和郡县志》等文本资料，还用到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唐朝花式糕点作为佐证。在考证虢国夫人使用的“水精”食器时，她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水晶八曲长杯图做补充说明。其四，书中的“唐代中上阶层住宅空间格局示意图”“唐住宅模型”等，清楚地呈现出唐代房屋的中门界限，便于读者理解古代女性“无故不出中门”的儒家性别理论。《唐长安城图》的使用，也辅助论证了虢国夫人抢夺韦嗣立宅的史实。其五，书中的《唐三彩牛车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妇女乘辇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等，不仅直观地展示了以虢国夫人为代表的唐代贵族女子各种出行工具，也再现出她们出行时的庞大阵仗和奢华生活。书中运用的图像史料将文本史料具象化，“使僵硬文字难以记载的历史场景清晰展现”。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所谓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将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也是该书的亮点之一。在“日常生活”名下，李老师特别重视“物”的考索，将“衣、食、住、行”分门别类，独立设章，呈现出活生生、有质感的历史画面。例如，书中，考证虢国夫人的“绣罗衣裳照莫春”，估算出一匹罗的价格约可购买一个成丁男子一年的口粮；考索杜甫《丽人行》中记载的紫驼之峰、素鳞、八珍三种珍馔和翠釜、水精盘、犀箸三种食器，展现虢国夫人饮食之豪奢；通过对虢国夫人在长安城和华清池的五处宅邸的位置、造价进行考述，李老师认为：“指出杨家外戚对居住等级的僭越，似并不特别突出……故所谓的‘僭拟’，更多指向的当是奢靡，即——宅多且修造奢华，虢国夫人的住宅就是如此等。”对《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骢马及马鞍、马鞯、障泥等进行考证，展示出虢国夫人对“靓妆露面，无复障蔽”的妇女骑马出行时尚的追随……总之，该书以物质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具体的“物”来对日常生活进行纵深研究，无疑拉近了读者与虢国夫人的距离，展现了丰富又有活力的历史场景。

    综上所述，《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是一部集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文本史料与图像史料相结合、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力作，对推进唐代妇女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郭海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米佳鑫为该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