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翻阅《海曲诗钞》时，无意中发现一篇专门记载岚山“海上碑”的长歌，并从中有所感触。兹不惴浅陋，整理以飨同好。
长歌实录
《海上观石刻大字歌》（在安东卫）
【清】宋佩玉己卯之春海上游，度岭越峤穷其陬。
极目天边无所见，茫茫荡荡唯积流，
却思巨壑虽壮观，长寻高眺无殊尤。
忽看石壁镌大字，神惊顿足瞠双眸。
擘窠之样大如斗，嶃嶃四片临龙湫。
爱好不分鸡并鸳，藩篱已破褚与欧。
奋若鹏抟击千里，矫若龙翔戏十洲。
又如刀槊森列排，鲸吞鳌噬俱虔刘。
遥想当年下笔时，顾盼意气如文彪。
西山搁笔珊瑚架【缘海一山，名笔架山】，东海临池即墨侯。
濡染大笔只一扫，云开日月滚晶毬。
从此奇迹留瀛浒，屈指于今二百秋。
朝潮夕汐日漱齿，曾无少泐及雕锼。
应有鬼物常呵护，精神不与凡笔俦。
我来此地穷瑰异，得一见之生叹啾。
霜台风骨宛在眼，其余瓌玮皆有由【其一石系前明御史苏临皋京书“湧（撼）雪喷云”四大字；一书“砥柱狂澜”；一书“星河影动”；一书“难为水”三字。款识皆为泥淤，不可辨】。
但恐荒裔识者少，子崡不在谁穷搜。匠石凿削众人异，缘阶砌井铺庄馗。不然海若顾之笑，役使赑屃摧陵邶。一宵风雨攫将去，沦入归墟何所求。合当摹搨千万本，藏之箧笥同琳琉。
这首长歌载于清晚期湖北督粮道丁守存刻印的《海曲诗钞》卷三。这也是目前唯一可见有关“海上碑”的古文献，十分宝贵。作者宋佩玉，字鸣之，号茄园，涛雒竹子河崖人。道光时期日照著名学者，史称其“经义淹博，书法苍古”。《海曲诗钞》即为其所搜辑收录的一卷遗诗。这部日照历代文人诗集共搜集四十位日照籍文人诗作。诗集曾经许瀚交由当时著名诗人黄爵滋校订，后由丁守存补辑，编印行世。
“海上碑”分几次刻成
从长歌首句可知该文献作于道光己卯年（1819）。从这首长歌“嶃嶃四片临龙湫”以及“其余瓌玮皆有由”后面作者的自注可知，到道光己卯年（1819）宋佩玉来观石刻时，岚山“海上碑”仅有四帧。即明末御史苏京及其友人题刻的“撼雪喷云”、“星河影动”、“砥柱狂澜”和清康熙十年至十八年间阎毓秀题刻“难为水”。那“海上碑”中的“万斛明珠”四个字当时是没有题刻还是宋氏漏记呢？我以为漏记的可能性非常小。宋氏在长歌里是分两处记录石刻的数量和内容的。试想一个爱好金石如命的学人见此奇观，怎会漏略掉一帧巨大的石刻。再就是按照今天石刻的位置看，“万斛明珠”四个字还高于“砥柱狂澜”四个字，在其上方。即使淤泥再多，只要能看到“砥柱狂澜”和“难为水”，也绝不可能看不到“万斛明珠”。而宋氏在长歌里言之凿凿只有四处，最大的可能就是“万斛明珠”四个字在五帧石刻中出现最晚，是在康熙以后才题刻的。也就是说岚山“海上碑”是分三次题刻而成。
“海上碑”有没有王铎的题刻
打开百度搜索“海上碑”，会发现多数都记载“海上碑”是明清时期的安东卫人苏京和著名书法家王铎题写，特别是“万斛明珠”为王铎所书。可按照前文推论，会引出一个令人纠结的结论，那就是题写“万斛明珠”的王铎也是一个虚构的题刻者。这也印证了此前学界诸多人对王铎曾经题写“海上碑”的质疑。笔者在做《明清安东卫研究》时也曾特意关注过这个话题。查各版本《青州府志》《沂州府志》《赣榆县志》《日照县志》甚至《安东卫志》，只有光绪年间《日照县志》提到过“海上碑”为苏京所题，且只记载了“星河影动”和“撼雪喷云”两帧。也就是说除《海曲诗钞》外，光绪年间以前从无史籍记录“海上碑”，更无记录王铎题刻“海上碑”一事。这不能不使得王铎题刻“海上碑”的说法让人生疑，以王铎的身份和书法成就，不要说他在岚山海隅留下墨宝，哪怕是他曾经此路过，考史者也不会漏记。查阅《王铎年谱》，甲申年正月，王铎自辉县移家浚城，客寓故友刘尚信府邸；二月，确曾买舟南下。王铎与友人张文光、彭而述乘船沿运河南下，途虽径青、徐地界，而苏京尚在陕西境内，二人不可能同题“海上碑”；三月次清江浦，又至瓜州、丹徒，遇潞王船，与张岱南下杭州。五月份，福王监国，王铎尚在杭州未归。奈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忽然有了王铎题刻“海上碑”的说法。1993年编写的《日照风物选粹》一书，里面收录了当时老文化馆长韩治秋先生编撰的条目“海上碑”。据当时陪同韩老先生考察的岚山头街道文化站长周平和先生说当时并没有王铎题刻一说，“万斛明珠”落款处也没见王铎题名。本着严谨治学的态度，韩治秋先生也如是记载：
海上碑……为明代御史苏京和康熙年间阎毓秀等历史名人所题。
可见日照文史界一直未采纳王铎题刻“万斛明珠”一说。后来诸家说法从何而来，不得而知，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王铎曾避难岚山头并题刻“海上碑”。
“海上碑”题刻者有几人
关于“海上碑”的题刻者，目前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种说法：
（一）五人说。也就是说“海上碑”的每一帧题刻分别由一个人完成，已知者有苏京和阎毓秀两人，其他三人缺佚。这一点，看宋佩玉老先生的自注可以非常清楚。假如到道光己卯年还没有“万斛明珠”题刻的话，也可以佐证“海上碑”为五块个人石刻组成。
（二）三人说。近年来，有学者苦于“海上碑”多帧题刻无落款，于是将“撼雪喷云”和“星河影动”一起归于苏京书，将“砥柱狂澜”和“万斛明珠”一起归于王铎书，“难为水”无争议。矛盾好像是解决了，但给人的感觉是站不住脚。该说法的一个来源是源自光绪年间的《日照县志》记载：
海上碑二处……岚山头：“星河影动”“撼雪喷云”，御史苏京题。
考证者将两块题刻并为苏京题写。笔者以为此处似乎分开断句更合理，只有“撼雪喷云”可明确为苏京所书。该说法的另一来源是近年来书法界的一些学者从书法角度解析“海上碑”，得出的结论，未知是非。
初题“海上碑”的时间及背景分析
根据笔者对安东卫及苏京的研究，“海上碑”题刻的时间在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至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之间，尤其可能是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而不是此前考证者所说的顺治乙酉（1645）年，更不会太晚。理由是，苏京等人题刻“海上碑”的大背景是安东卫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那就是1642年年底清兵攻打安东卫并破城。在这场安东卫保卫战中，苏京痛失二哥苏彦、四弟苏襄和长子苏敦生。城陷尽忠的还有当时安东卫的胡、童、赵、杨、侯等多家指挥及千户、百户和地方名流、豪绅。而当时的苏京先是奉命在河南督师，兵尽粮绝；继而为叛将裹挟，为囚北上。历经九死一生，得以保全性命回乡。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苏京，其心境可想而知，这也不难理解他回乡之后与莒州的曹武生、庄鼐等义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之由来。而“海上碑”题词所反映的波诡云谲的时代，蹇叔哭师的悲愤、抗清复明的决心、舍我其谁的气概，只能诞生这个特殊的时期，而不可能发自勾心斗角的南明小朝廷，不可能发自悠游山水的云台山，更不可能发自剃发归顺的顺治朝之后。据《清实录》有关安东卫苏京的记载，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闰六月，苏京正在连云港云台山，同在岛上者还有御史王燮、总兵高进忠等人。其上书清廷的乞降揭帖至八月始得回音，而次年四月，苏京已经在北京任职（见王铎《草书杜甫诗卷》识语：“丙戌八月偶临皋老公祖斋，书子美作。时同淄川带如。王铎。”）
苏京同时题刻者的身份猜测
虽然王铎作为题刻者的身份受到质疑，但是笔者相信，同时参与题刻的不外乎当时与苏京志同道合的同僚或亲友，也就是苏京自陕西回乡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农民军期间，活跃在他身边的几个人。
涛雒，丁允元。丁允元(1602—1671)，字长仁，号右海，日照涛雒丁氏四世传人；明天启甲子科举人，崇祯辛未科进士。他与苏京为儿女亲家，孺人厉氏惨死于清兵攻陷安东卫时。明亡之前后，丁允元曾和苏京一起在日照、莒县一带镇压过农民军，后又同去江苏连云港北固山避难。仕清后曾任苏州太守、庐州兵备道副使，后授官陕西榆林道，未赴任。
益都，王潆。王潆，字带如，号柏村，益都人。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进士，明亡前仕至太仆寺少卿。甲申变后，先后任南明通政司右参议、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等处。为苏京同事。其子为抗清名将王遵坦，当时驻守日照、安东卫一带。后父子俱降清。
诸城，刘正宗。刘正宗(1594—1661)，字可宗，号宪石，赐号中轩，明、清两朝大臣，世称“刘阁老”，山东安丘城里人。崇祯元年（1628）三月中进士，历任真定府司理、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侍讲、礼部会试副主考。甲申变后，曾任南明左春坊左中允，南京失守后，归安丘故里居。清顺治三年(1646)正月，应诏到北京上任仕至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其亦为苏京好友。安东卫沦陷时，其在此避难的二哥刘正鉴全家及其子刘处江一起遇难。
诸城，丁耀亢。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著有小说《续金瓶梅》前后集六十四回，并为此遭遇文字狱。甲申变革时，丁耀亢数次往返安东卫及连云港北固山，还曾在庄鼐义军与苏京之间予以调停，保全了安东卫和涛雒两座城池和数万百姓。详见其著述《出劫纪略》。
假如“海上碑”题刻者就在这些人中，题词为何不肯落款？有没有这种可能，动乱时代，出于自保，有意不落款；或者是本有落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磨去。这原因又有好多种：一是本来都是抗清义士结成的阵营，后来分道扬镳，不屑与苏京同列题刻，自行磨去；二是本来是勒石铭志，及后来都成为新朝臣子，担心危及安全，故磨去落款，不留人口实。如上面提到的刘正宗、王潆、丁允元等人；三是因为题词人发生变故，其他人为避嫌而予以磨去落款。典型的如丁耀亢，后来因为文字狱被逮。假如题刻者有他，磨去落款也不为奇怪。
总之，“海上碑”数百年来沉浮在海洲湾畔，给后人留下无数遐想，诸多谜团，何日能够水落石出，期待来者。
(曹汉华)